第二，迷信。太宗性好交结僧道，以及星相方伎之士，其意不外在巩固政权，或图谋个己的福利。未得位前，借以储蓄阴谋；得位以后，则在防止他人的阴谋。因为这种缘故，他显示出非常矛盾的行为：一面大索天文数术之士及收系阴阳人，而一面自己却离不得他们。除上文言及的张守真、马韶等人而外，如侯莫陈利用也是以左道得幸之一员[14]。淳化五年，西蜀王小波、李顺起义，王继恩率师往讨，久无成功；太宗命赵昌言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入蜀平叛[15]，然而随以峨嵋山僧茂贞之言，竟又中止其行。《长编》卷三六五云：“先是有峨嵋山僧茂贞者，以术得幸，尝言于上曰：‘赵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于是赵昌言行既旬余，或又奏言：‘昌言素负重名，又无嗣息，今握兵人蜀，恐后难制。’上亟幸北苑，召宰相谓曰：‘昨遣昌言人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盖蜀贼小丑，昌言大臣，不可轻动，宜令且驻凤翔，为诸军声援。但遣内侍押班卫绍钦，赍手诏指挥军事，亦可济矣。’昌言已至凤州，诏追及之，因留候馆。”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太宗广蓄僧道方伎的作用一斑。质实地说，太宗的迷信，也就是忌刻的另一种形态之表现。
第三，矜骄。太宗向臣僚的谈话，《长编》里所载颇为不少。他的措辞表面似乎谦抑，实则往往不胜矜骄！太宗御下严刻，而又自负，故一般臣僚多只将顺迎合，像吕蒙正辈之能侃侃立言者，颇不多见。《长编》卷三五：
上语蒙正曰：“夫否极则泰来，物之常理。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周主自邺南归，京城士庶，皆罹掠夺，下则火光，上则彗孛，观者恐栗，当时谓无复太平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荣如此。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殛者甚众，未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上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复位，同列咸多其亢直。
同书卷三八又云：
（至道元年）十二月癸酉，上以时和年丰，寇盗剪灭，顾谓宰相曰：“国家近岁以来，钟兹艰运，水旱作珍，连年不顺，河西蜀川，相继叛乱，飞刍挽粟，千里骚然；而又京邑之中，霖雨弥月，百物涌贵，道馑相望，于兹时也，百姓嗷嗷然。朕为其父母，居亿兆之上，位尊责重，莫遑宁处。每日与卿等相见，虽不形于颜色，然心中忧念，无须臾之安。由是内修政纪，救万民之愁疾；外勤戎略，定三边之狂孽，以至有司常职，米盐细事，朕亦不惮劳苦，并躬亲裁断，遂至上天悔祸，否极斯泰，巴蜀余妖，窜伏黔水；继迁丑类，穷蹙沙漠，而又普天下九谷咸登，塞北江南，红粟流衍，朕岂望才经灾欠之后，便都睹兹开泰，深自庆慰也。”吕端等相率称贺。
太宗自矜之语，类此者尚多。如同年同月丙申顾侍臣谓：“卿等以朕今日为治如何也？虽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绝奸幸，固亦无惭于前代矣！”又曰：“朕自君临，未尝一日不鸡鸣而起，听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务虽细微者，朕亦常与询访，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故无壅蔽陵替之事。”[16]其踌躇自满之情，不难想知！实则就我们后代人来看，太宗时代的内政，虽较那纷乱无法的五代进步得多，但还够不上与历史上美满时代如成康、文景、贞观之治等相比！若就对外说，削平诸国，多是太祖的功绩，太宗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仅仅收下了一个人户35220、兵3万的北汉[17]。讨伐契丹，反吃了大败仗；李继迁跳梁于西北，也始终没有办法。所以我说太宗的自炫，有名无实，正表示他本人修养的不足。
第四，护过。矜夸自炫的结果，对于自己的过失，必然要掩饰。《长编》卷三四载有如下一事：
（淳化四年七月）庚戌，雍邱县尉武程上疏，愿减后宫嫔嫱。上谓宰相曰：“程疏远小臣，不知宫闱中事，内庭给使不过三百人，皆有掌执，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济世为心，视妻妾似脱履尔，恨未能离世绝俗，追踪羡门王乔，必不学秦皇汉武，作离宫别馆，取良家子以充其中，贻万世讥议。”
观其言多么冠冕堂皇！但热衷富贵荣华的太宗，果能言行一致吗？只要看同书卷四一的另一记事，便知虚言之暴露：
（至道三年五月）甲申上（按真宗即位方两月）谓辅臣曰：“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闵，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吕端等曰：“陛下践阼之初，首行此令，实哲王之懿德也。”
两事相距，时仅4年，何以“皆有执掌，不可去者”的宫人，而今又是“颇多幽闭可闵”而须“放出”呢？太宗言不符行，竟至如此。相传太宗有逼幸江南小周后的故事[18]，此事若实，这位自称“视妻妾似脱履”的皇帝，未免下流得无聊已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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