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爱用“盖棺论定”一句话；把这话用到王安石身上，就似乎不怎么完全生效。王安石是有相当魄力的政治家，也是才识卓越的文学家，这是一致公认，没有异议的；但谈到他领导熙宁变法的是非得失，看法就分歧得很了，不特当世，后代同然：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或欣赏颂扬，或诟诋指责，浮沉起落，便大不一样。所以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问题，直到今天也还需要继续讨论，以求解决。正因为这样，王安石逝世已将近九百年了，其“棺”可能已朽，而论还未完全“定”下来，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怪事。平日翻书，接触到宋人所记关于王安石日常生活的材料，从中可以看见他的性格、癖好、习惯、作风也多迥然不同寻常，像他那样一个身居高位、久著盛名的显赫人物，竟能始终一贯，保持俭朴真率的学者风度，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僚群中，更是凤毛麟角，值得注视的。我这篇小文，不谈王安石评价的大问题，只叙述他的一些生活细节，认为虽屑平凡，却更能显示带有本质性的真实。我们倘能对王安石的人品有所了解，对进一步全面评价王安石的变法也许会有帮助。
毫无疑问，王安石是个聪明的人，加上勤学苦读，坚持不懈，于是成就了他渊博的学识。《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本传说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其实他勤苦学习并非只是少年时代，而是终生一贯的，宋人笔记里就常常谈到他专心好学的情况。例如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说：
韩魏公（按指韩琦）知扬州，王荆公（按指安石）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
彭乘的《墨客挥犀》说：
舒王（按指安石）性酷嗜书，虽寝食，手不释卷。知常州，对客未尝有笑容。一日大会宴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乃共呼优人厚遗之曰：“汝之艺能使太守开颜，可赏也。”有窃疑公笑不因此，乘间启公。公曰：“畴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
王巩的《闻见近录》说：
王荆公领观使，归金陵，居钟山下，出即乘驴。……相公欲止则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仍以囊盛饼十数枚，相公食罢，即遗牵卒，牵卒之余，即饲驴矣。或田野间人持饭饮献者，亦为食之。盖初无定所，或数步复归，近于无心者也。
王安石任签书淮南判官，在仁宗庆历二年至五年（1042—1045年），时为二十三四岁的青年；知常州，在嘉祐二年至三年（1057—1058年），时为三十七八岁，已是中年；其领集禧观使在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六月，时年五十七；他在第二次罢免相职以后，便息影江宁府（今南京市），过着十分宁静的退休生活，不再参与朝廷政事，直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日逝世，活了66岁。我们从上面摘引的几段记载看来，知道安石无论在任职或退休期间，总是一心扑在治学上，是终生不懈的。他读书并不是盲目地填充知识，增广见闻，或娱乐心神，消遣光阴，而是偏喜深思力索，追究事理的所以然。据叶梦得《蒙斋笔谈》说，安石在晚年撰写《字说》一书的时候，用意很苦，在案头放上石莲百十枚，借咀嚼以运思；有时石莲用完，竟咬起自己的手指头来，流血而不觉。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英国科学家牛顿在研究问题、思想高度集中的时候，也误把桌上的手表当作鸡蛋投入煮锅的故事，竟如出一辙了。
安石既聪明又勤学，功夫扎实，才得成就渊博精深的学问，这连反对他的人也是无法否认的。《宋史》说他读书“过目终身不忘”，他的一对眼睛，在当时确曾很引起人们的注意。《宋史·李师中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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