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不好器玩，也不像一般文人学者辄有所谓高情雅致。陈正敏《遯斋闲览》载安石偶尔和人下棋，不愿致思，随手疾应，及棋势将败，便即收止。他对人说：“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可见安石不大留心那些风雅的游艺，正是要储养精力，全用到学问事业上去。吴炯《五总志》载：“有献砚于王荆公者云：‘呵之可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纵得一担水，能值几何？’”
封建官僚社会呼奴唤婢，权势相凌，不把人当人，成为普遍风气。王安石做了一朝的大宰相，却能保持平民风度，以平等待人，表现出十足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对安石持反对观点的《邵氏闻见录》就记有如下一事：“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置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将，运米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这不仅反映了王安石不好女色的品德，也说明他具有悲天悯人的高尚襟怀。
上面提到，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就在江宁府定居，度过其最后十年的退休生活。像他这样一个负有盛名众望的人物，又是怎样安排他这晚年的生活呢？《东轩笔录》记载说：
王荆公再罢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但避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元丰末，荆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有旨赐名“报宁”。既而荆公疾愈，税城中屋以居，竟不复造宅。
蒋山就是钟山，今名紫金山。安石所筑宅在城东与钟山的中间，因取名“半山园”。他经常挟书出游，使用的交通工具，一般骑驴，还雇了一名牵卒；有时也乘坐“江州车”，自己坐一厢，另一厢由同行游伴坐，如无游伴，即由仆坐。有人向他建议，说老年人最好坐肩舆（轿子），要安全舒服些，他不肯这样做，并回答说：“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僧惠洪《冷斋夜话》）
王铚《默记》里也记有一则故事说：“元丰末，王荆公在蒋山野次，骑驴出入。时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见，即于道左遇之。荆公舍蹇（驴）相就，与茂直坐于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床也。语甚久，日转西矣，茂直令张伞，而日光正泻在荆公身上，茂直语左右令移伞就荆公，公曰：‘不须。若使后世做牛，须着与他日里耕田。’”这说明王安石就是以一个“山野之人”的本色来处理生活，并对人接物的。
元丰七年（1084年），曾是王安石政敌的苏轼路过江宁，前去看望王安石，安石便把苏轼当作知心朋友般接待，双方感到愉快。《曲洧旧闻》记述这次会晤说：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著。”荆公不语。乃相招游蒋山。
蔡绦的《西清诗话》也述及此事说：
元丰间，王文公（按指安石）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间即俱为禅悦。公叹息语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不难看出，这时安石与苏轼两大文豪，把旧日的政治歧见抛弃一边，却去欣赏文艺与禅理，心领神会，友谊的暖流接通，彼此的隔阂也就化除了。
过去常有一种议论，说王安石固执得很，是他招致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显然是不符事实的。过去也有不少同志认为宋代的理学家顽固守旧，反对改革，所以诋毁王安石最力。这话也不尽然。陆九渊（象山）不是著名的理学家吗？他就十分推崇王安石，称赞他“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在王安石身上所具有的战斗力，从何而来？我们从上述王安石的生活实践中，似乎是可以找到一点儿启示的。
（原载《龙门阵》1984年第2期）
[1] 《宋史》卷三三四《萧注传》。周辉的《清波杂志》与张舜民《画墁录》载萧注言，一曰：“牛形人任重而道远。”又曰：“安石牛耳虎头，视物如射。”
[2] 参李绂《穆堂文集》及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的辨证。
[3] 凡记二事：其一，安石家有官藤床借用未还，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安石一见，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归还；其二，安石长女来江宁省亲，吴夫人为外孙做了些绸缎衣服，忽见猫卧衣笥内，夫人即叱婢弃去衣物，盖其意不独恐污己，亦恐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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