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墀
我出生在一个以经营瓷器为业的小商家庭。当时社会动**，军阀横行，我家的经济情况自然也日益衰落。1920年父亲逝世时，我才9岁，15岁又丧失了母亲；从此，我这个从名分上讲，还算是万县的人，在万县已是无家可归了。
我7岁发蒙，读私塾两年，后转读公立国民小学，因无适当的班次，就插入四年级。初小毕业后，我去投考设在万县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附属高小。记得作文题是：“试述来学之志愿”。因为年纪小，无甚学识，几乎无从动笔，情急智生，我就套用当时刚读过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国文教科书里的话：“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人不读书，不能成人。”联系起来加以发挥，也还言之成理，遂得以过了关。后来，我读小学、初中，由于课余爱看小说、杂书，见闻有所增长，用字遣词渐有心得经验，故在学校里每周作文，也还能做到清顺达意，常常获得好评。
万县师范附小是三年制，我只读了两年，就未再读，其原因主要是无力缴纳伙食等费，就只好辍学了。后来是在县立第二高小补读了一学期，就算完成了我的小学学业。
1926年春，万县中学招收附设三年制的师范班，我以第四名的成绩被录取。考读万中师范班的原因，一是距家较近，可读走学；二是每学期考试成绩在前10名的能获奖学金10元，可供书籍文具杂费之用。我读的师二班约有50人，其中有一位比我年长三四岁，名叫杜深浦的同学，品性敦厚，与我相处甚睦。稍后，何其芳也考入万中，读中学三班，因深浦的关系，我和大我一岁的他也逐步建立起友谊。1927年寒假，我母亲因病离世了，平日相知的同学清楚我境遇的艰困，为此还送上了“奠仪”，但实际上这对我说来，却是救急的饭钱。因我还有一年才能毕业，深浦叫我不用担心费用问题，他们几位同学会给我帮助的。其芳也十分恳切地对我说，这个寒假他要在鸾岩某校补习英文，直到腊月三十学习结束后才能回家。他力邀我到时一定同他一起到他家去住，过年之后再一道同去万中上学。
那是一个叫我终生都难以忘怀的日子，一待母亲草草入葬，天已昏黑了。此时举目无靠的我，手提一个烛光飘摇的纸灯笼，在凄凄的寒风中孤身行走了20多华里[1]，最后才在鸾岩一家院子内寻到了一直还在焦急期待着我的其芳，这时已是二更时分，远远近近还不断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天一亮就是大年初一了。
我在其芳家中住了半个多月，才一同到万中校办理了报到入学手续。那学期我和其芳，还有一位云阳县籍的孙琴侠同编住在一间寝室。琴侠年龄较为大一些，性情有点毛躁，不知为什么，他同新来的训育主任发生了冲突。而这位曾留学过法国的主任，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来了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对同住一室的其芳和我，他也认为有“同恶相济”之嫌，竟挂牌把我们三人都开除学籍了。我们不依，后来经一位叫熊勉修的英文教师出面调解转圜，才把我们三人转学到重庆江北治平中学去了。这样，我这个穷小子才得以有机会到外地去看世面。
1928年冬我在治平中学毕业，便往涪陵投奔舅家，次年就在南沱场蔚文小学教书。一个刚满16岁的少年，流落异乡，忽然作起老师来心中不免有些感触。于是便写了一篇千把字的抒情散文，投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后来登载了，还得了一枚银圆的稿酬。这便是我的第一次投稿。
在乡下任教一年半后，我又到涪陵县城的县立三小教了一年书。我的母舅和表兄见我年龄不大，认为还能读书，便表示愿意帮助我再进学堂，于是，我便到了成都，并报考了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部的文科，还侥幸考得了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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