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重校战国策序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之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率以为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泥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国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来先后来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益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己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会。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出，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
李格非书战国策后《战国策》所裁，大抵皆从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共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且寿考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将以致人之忧。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恶也，然动而竭之，或将以导人之乐。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纵之以阳，闭之以阴，无非微妙难知之情，虽辩土抵掌而论之，犹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则为是说者非难，而载是说者为不易得也。呜呼！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必无能载之者矣！虽然，此岂独人力哉！盖自尧、舜、夏、商，积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备。当其盛时，朝廷宗庙之上，蛮貊穷服之外，其礼乐制度，条施目设，而威仪文章可著之简册音，至三千数，此圣人文章之实也。及周道衰，浸**陵迟，幽、厉承之，于是大坏；然其文章所从来既远，故根本虽伐，而气焰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钟于谈舌，而著子言语。此庄周、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与夫仪、秦之徒，所以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而所著书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也哉！
今《战国策》宜有善本传于世，而舛错不可疾读，意天之于至宝，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复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云。
王觉题战国策《战国策》三十三篇，刘向为之序，世久不传。治平初，始得钱塘颜氏印本该之，爱其文辞之辩博，而字句脱误，尤失其真。丁未岁，予在京师，因借馆阁诸公家藏数本参校之，盖十正其六七；凡诸本之不裁者，虽杂见于《史记》他书，然不敢辄为改易，仍从其旧，盖慎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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