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国之时，强者务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争于战胜攻取，驰说之士因得以传说取合时君。其要皆主于利言之，合从连横，变诈百出。然自春秋之后，以迄于秦，二百余年兴亡成败之迹，粗见于是矣！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辩丽核纬，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
会有求于本以开板者，因以授之，使广其传，庶几证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觉题孙朴书阁本战国策后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馆，即取曾巫三次所校定本，及苏颂、钱藻等不足本，又借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比巩所校，补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签，遂为定本，可以修写黄本入秘阁。集贤本最脱漏，然亦间得一两字。癸酉岁，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书阁本后孙元忠孙朴记刘原父语此书舛误特多，率一岁再三读，略以意属之而已。比刘原父云：“吾老当得定本正之否邪？”
耿廷禧战国策括苍刊本序余至括苍之明年，岁丰讼简，颇有文字之暇，于是用诸郡例，镂书以惠学者。念《战国策》未有板本，乃取家旧所藏刊焉。是书讹舛为多，自曾南丰已云“疑其币可考者”，今据所藏，且用先辈数家本参定，以俟后之君子而已。
昔袁悦之还都，止赍《战国策》，曰：“天下要惟此书。”而李权从秦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用之何为？”盖学者好恶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当考合乎圣人之道以自择。要之此先秦古书，其叙事之备，太史公取以著《史记》，而文辞高古，子长实取法焉。学者不可不家有而且诵之。故余刊书以是为首云。绍兴四年十月鲁人耿延禧百顺书姚宏题战国策右《战国策》，《隋经籍志》，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一卷，汉京兆尹延笃《论》一卷。《唐艺文志》，刘向所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坚之《论》尚存。今世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阙。前八卷，后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谓。叔坚之《论》，今他书时见一二。旧本有未经曾南丰校定者，舛误尤不可读。南丰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阳刻本，皆祖南丰，互有失得。
余顷于会稽得孙元忠所校于其族子慤，殊为疏略。后再扣之，复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标出钱、刘诸公手校字，比前本虽加详，然不能无疑焉。如用“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传写相承如此。诸公校书，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窦苹作《唐史释音》，释武后字，内“埊”字云“古字，见《战国策》。”不知何所据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见《亢仓于》、《鹖冠子》，或有自来；至于“”字，亦岂出于古欤？幽州僧行均《切韵训诂》，以此二字皆古文，岂别有所见耶？孙旧云“五百五十签”，数字虽数字虽过之，然间有谬误，似非元书也。括苍所刊，因旧无甚增损。
余萃诸本，校定离次之，总四百八十余条。太史公所采，九十余条，共事异者，止五、六条。太史公用字，每篇间有异者，或见于他书，可以是正，悉注于旁。辨“灓水”之为“渍水”，“案”字之为语助，与夫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遗逸，如司马贞引“马犯谓周君’、徐广引“韩兵入西周”、李善引“吕不韦言周三十七王”、欧阳询引“苏秦谓元戎以铁为矢”、《史记正义》“竭石九门本有宫室以居”、《春秋后语》“武灵王游大陵梦处女鼓瑟”之类，略可见者如此，今本所无也。至如“张仪说惠王”乃《韩非初见秦》，“厉怜王”引《诗》乃韩婴《外传》，后人不可得而质矣。先秦古书见于世者无几。而余居究乡，无书可检阅，访《春秋后语》，数年方得之，然不为无补。尚觊博采，老得定本，无刘公之遗恨。绍兴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声父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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