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彪战国策注序《国策》，史家流也。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汉称为《战国策》，杂以短长之号，而有苏、张纵横之说。学者讳之置不论，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记一时事辞，善恶必书，初无所决择。楚曰檮杌，书恶也。鲁曰《春秋》，善恶兼也。司马《史记》、班固《汉书》，有《佞幸》等列传，学者岂以是为不正，一举而弃之哉？矧此书，若张孟谈、鲁仲连发策之慷慨，谅毅、触詟纳说之从容，养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媒贤其尚焉；王斗之爱縠，忧国莫重焉。诸如此类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违也。若之何置之？曾巩之序美矣，而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则亦求其故而为之说，非此书指也。
起秦迄今千四百岁，由学者不习，或衍或脱，或后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时次相糅，刘向已病知矣。旧有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浸微浸灭，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说，而存其旧，慎之也。地理本之《汉志》，无则缺；字训本之《说文》，无则称犹。杂出诸书，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传见，欲显其所说，故系之一国。亦时有论说，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谬，备七略之缺。以之论是非，辨得失，而考兴亡，亦有补于世。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鲍彪序。
（又）
刘氏定著三十三篇，《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统也，不得后于东周，定为首卷。
（又）
彪校此书，四易稿而后缮写。已巳仲春重校，始知《东周策》“严氏之贼，阳竖与焉”为《韩策》严遂、阳竖也。先哲言，校书如尘埃风叶，随扫随有，岂不信哉！尚有舛谬，以俟君子。十一日书。
姚宽战国策后序右《战国策》，《隋经籍志》，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卷，汉京兆尹延笃《论》一卷。《唐艺文志》，刘向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延笃《论》时尚存。今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详所谓。延笃《论》，今亡矣。其未曾经曾南丰校定者，舛误尤不可读。其浙、建小字刊行者，皆南丰所校本也。括苍耿氏所刊，卤莽尤甚。
宣和间，得馆中孙固、孙觉、钱藻、曾巩、刘敞、苏颂、集贤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并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诸公校书，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窦苹作《唐书》，释武后用“埊”字云“古字，字见《战国策》”，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见《亢仓于》、《鹖冠子》，或有自来，至于“”字，幽州僧行均《切韵训诂》，以此二字皆古文，岂别有所见耶？
太史公所采九十三事，内不同者五。《韩非子》十五事，《说苑》六事，《新序》九事，《吕氏春秋》一事，《韩诗外传》一事，后甫谧《高士传》三事，《越绝书》记李园一事，甚异。如正文遗逸引《战国策》者，司马贞《索隐》五事，《广韵》七事，《玉篇》一事，《太平御览》二事，《元和姓纂》—事，《春秋后语》二事，《后汉地理志》一事，《后汉》第八《赞》一事，《艺文类聚》一事，《北堂书钞》一事，徐广注《史记》一事，张守节《正义》一事，旧《战国策》一事，李善注《文选》一事，省今本所无也。至如“张仪说惠壬”，乃《韩非子初见秦》书，“厉怜王”引诗，乃《韩诗外传》，既无古书可以考证，第叹息而己。某以所闻见，以为集注，补高诱之亡云。上章执徐仲冬朔日，会稽姚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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