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纸为列传第二十（卷50），首尾亦残，起自“共为一体也”，至“大畅玄”而终，存文字36行。记庾峻及其二子庾珉、庾敳，庾纯及其子庾旉以及郭象六人传记。按标点本《晋书》，列传第二十以曹志传起首，庾峻传次之，其下依次为庾珉、庾敳、郭象、庾纯、庾旉、秦秀传，卷尾有史臣论赞。本件由于首尾残缺，因而曹志、秦秀均阙，且起首的庾峻传（1—18行）和末尾的郭象传亦有不同程度的残缺（34—36行）。本件所见的六人传记中，除郭象外，其他五人虽不是同一宗族，但俱为庾姓，职是之故，抄写者有意将庾纯、庾旉父子提前，而将郭象传记置后。这样在顺序的编排上，本件与标点本有所不同。另外，对于庾峻、郭象等六人事迹的取舍，本件也很有特色，实际上主要收录了庾峻、庾纯二人的上疏和言论。如《晋书·庾峻传》载，“是时风俗趣竞，礼让龄迟。峻上疏曰”云云[5]，而1—17行即为庾峻此次抑制浮华的言论，交代完“上疏”后，庾峻传也就基本结束了。庾纯的事迹，集中于他与贾充的讥讽和争斗（23—31行），这场口舌之战描述完毕后，庾纯传也戛然终止。至于其他四人的事迹，比较简单，其言行往往一两句话予以概括，显然不是列传的重点所在。
图7-2
第三纸首尾残缺，起自“门将”，终于“超又还书于玖”，共28行，其中16—28行后半部分，残损严重。以标点本《晋书》对校，此纸所记乃列传第二十四（卷54）之《陆机传》。按晋书本传云：“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抗卒，领父兵为牙门将。”[6]行文至此正好与第1行起首之“门将”相衔接，故可将首部残缺部分校补完整。卷中第2行“《辩亡论》”、第14行“《豪士赋》”和第15行“《五等论》”，标点本或有全文，或有序言，而本件皆省。至于其他（陆机）事迹和言行，卷中所记与标点本大致相同。特别注意者，《辩亡论》和《五等论》后均有“入《文选》”三字，因标点本无，推测当是抄写者附加的小注，从中看出抄写者具有一定的文学造诣和史学修养。
图7-3
总的来看，本卷记录的列传第十七、十八、二十、二十四均极简略，最深刻的印象似是摘抄和简化标点本而成。换言之，本卷应是《晋书》之节略本[7]，或许就是标点本列传的简化本子。由于抄写者按照自己的取舍标准，摘录了那些最有典型性的言行和事迹，因而本卷中，我们只能了解傅玄、段灼、陆机等人的大致经历和事迹。即使如此，列传中那些富于代表性的言行和事迹也尽量简化和缺省。特别是卷中频繁出现的“云云”二字，直接成为原文省略或过渡的标志。据笔者统计，本卷三纸中，先后出现“云云”23次，而每次“云云”之后，皆有大段落的文字被省略。《隋书·经籍志》曾收录《晋书》《晋中兴书》《晋史草》《晋纪》《续晋纪》《汉晋阳秋》《晋阳秋》《续晋阳秋》等19部[8]。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篆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序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9]可知唐初仍有《晋书》十八家，中唐以后相继亡佚，仅官修“新撰”《晋书》流传至今。因此，不能排除S.1393是亡佚诸家《晋书》部分内容的可能性[10]。
S.1393既是《晋书》的简编和节略本，因而在抄写时经过了一些加工和处理。其一，语言表达上尽量精练和简约。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本卷在记载傅咸、傅祗、向雄、段灼、阎缵、庾珉、庾敳、庾纯、庾旉、郭象十人姓名时，“字”字俱省。不唯如此，籍贯和仕宦经历也惜字如金。如向雄，河内人（第一纸第28行），标点本作“河内山阳人”；阎缵，巴西人（第一纸第66行），标点本作“巴西安汉人也”。又如傅咸，“初，袭爵，拜洗马，累迁冀州刺史。上言……”（第一纸第12行），而标点本《傅咸传》记载说：“咸宁初，袭父爵，拜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随咸之官，自表解职。三旬之间，迁司徒左长史。时帝留心政事，诏访朝臣政之损益。咸上言曰……”[11]看得出，本卷有至为明确的取舍标准。不过，文字上刻意求简，也有处理不当的情况。《段灼传》“若虑后世强大”，本卷50—51行作“若虑后大”，就使文义不通。又如《陆机传》“既而羁寓京师”，本卷第三纸第10行作“既而京师”，仍然是过分追求简约而损伤文意的例子。
其二，同一列传中诸人的传记往往有主次详略之分。如列传第十七中，傅玄、傅咸父子事迹较详（1—18行），而傅祗、傅宣父子传记尤为简略（19—20行）。又如列传第二十，傅峻、傅纯传记篇幅较多，而郭象、傅珉、庾敳、庾旉四人着墨较少。尤其庾旉传，标点本自1402—1404页至少有一千余言，而本卷仅有“旉[字]允臧，終國子祭酒”八字（第二纸第33行）。当然，就传记比较详细的人物而言，与标点本相较，其言行事迹往往多有缺省和简略。
其三，若以言行为标准，本卷列传中诸人的事迹更多地体现在“言”上，而对于“行”和仕宦经历，往往一笔带过。同时，“言”的取舍也是通过言论、奏表和上疏而选择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语言，舍此之外亦以“云云”的形式省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标点本《晋书·列传》在本卷中已经全然被简化了。
反过来说，本卷列传甚为简略，但体例和格式并未改变（如列传的重要环节“史臣曰”在列传第十七、十八中得到保留），因而仍然能够看出标点本的原貌（特别是向雄、庾纯、郭象、陆机四人传记，与标点本更为接近）。正由于此，本卷“简”的特点事实上也凸显了它的实用价值，即本卷易于在世人中间普及、推广和流行，这样反而对《晋书》的流传和保存起了推动作用。
不能忽视，本卷对标点本仍有一定的对校和参考价值。如第一纸第26行“有道在焉”，标点本作“有道存焉”，两者皆通，未知孰是。第83行“岂非忠且壮乎”，标点本作“岂非忠直壮乎”，显然，标点本“直”误，应以本卷“且”为是。又第二纸第17行“不循名实”，标点本作“不修名实”，亦以“循”为是。第35行“稍迁黄门侍郎”，标点本作“稍至黄门侍郎”，两者句意皆通，而以“迁”为佳。又第三纸3—4行“利获二陆”，标点本作“利获二俊”，仔细推敲，当以“二陆”为是。
还需注意者，第一纸第38行“向被制命”和第78行“今制书暴扬其罪”，标点本分别作“向被诏命”和“今诏书暴扬其罪”。陈垣在《史讳举例》中指出，武后为避“曌”讳，曾将“诏”改为“制”[15]，本卷就是这样的例证。又第一纸第31行“文帝笞雄责之”，标点本作“文帝召雄而责之”，显然亦是避“曌”之讳而改。又第一纸第7行“玄虽显贵”中，“显”字不避；第6行“坐而待旦”和第二纸第25行“旦有小市井事不了”中，也不避“旦”字。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将S.1393《晋书·列传》残卷的抄写年代定在武后统治时期，相信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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