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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_晏绍祥(第三节 极盛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 第(2/6)页

与抽签选举和轮番为治紧密相连的便是雅典各机构之间的权力相互交叉,缺少明确的专业分工。一个机构或官员,往往同时涉及近代意义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事务。也就是说,在直接民主制度下,不可能存在权力的分割与相互遏制。在雅典人看来,既然城邦依赖公民而存在,城邦的最高治权寄托于公民集体,全体公民理当有权做出有关决定,无须遏制,事实上也无法遏制,就像雅典人在审判阿吉纽西战役的将军们时所说,如果有人能够阻止雅典人民做他们想做的事情,那岂不是太可怕了!所以,近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在古代雅典同样是不存在的。在那里,立法、司法、行政、监察等所有权力,都由全体公民直接行使。

最后,我们不应忘记,雅典式的直接民主,虽然充分体现了希腊人的自由、平等理想,但并未能真正达到平等,即使在雅典民主的全盛时期,雅典的大多数官职仍由富人充当,著名的政治家几乎都出自豪富之家。此外,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雅典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虽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极致,很多时候可能还远远超出近代选民的参政程度,但当时拥有公民权的雅典人大概不会超过雅典总人口的1/10。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没有政治权利,外侨的权利受到多种限制,奴隶几乎毫无权利。与近代以来产生的民主相比,古代民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过于狭窄。除雅典等少数帝国型国家能够较长时期达到政治稳定外,其他大多数城邦的民主都不够稳定,成为近代人不断批评古代民主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公民大会

最能体现古典民主直接民主特色的机构是公民大会。按雅典法律规定,凡达到年龄的公民都有资格出席公民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意见。凡是雅典国家的大小事务,公民大会都有权讨论并通过有关的法律或法令。公元前480年,当雅典面临波斯入侵时,正是公民大会决定放弃雅典城,全体公民上船与波斯人决战;公元前432年,同样是公民大会拒绝斯巴达人的最后通牒并决定放弃农村,坚守城池与斯巴达人对抗。不仅如此,公元前460年以后,有关国家管理的文件大大增加。从目前发现的有关铭文数量统计看,埃菲阿尔特改革前,有关铭文仅10件,而从公元前460年到公元前5世纪末,勒石公布的公民大会法令达300件。这类文件的急剧增加,固然说明雅典此时财富的膨胀,也说明了公民大会的活跃。

从现存公民大会的法令看,公民大会不仅讨论有关国家和、战等方针大计,还具体处理许多事务。在关于雅典娜-普罗马库斯铸像的财务审查中,公民大会详细讨论了所使用的铜、锡、木炭的数量,工人的工资等;另一件涉及贪污案的铭文中,公民大会详细规定应建立新的五人委员会调查此案并监督有关的财务处理,目的显然是想防止类似丑闻发生。[6]诸如此类大大小小在今天看来应归某些具体部门处理的事务性铭文,不胜枚举。

除上述权力外,公民大会还拥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其他权力:每年有一次公民大会专门讨论雅典的粮食供应问题;每年一次就是否举行陶片放逐法投票;每年10次就官员是否称职举行信任投票,不称职者要受到惩罚,轻者罢免,重者处死;每年一度选举雅典十分重要的官员如将军等;每年肯定还有多次会议讨论偶发性事件。所有这些权力集中起来,足以使公民大会成为不折不扣的集立法、司法、行政等各项权力于一身的最高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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