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不同，雅典公民大会的决议草稿虽常由议事会提供，但公民大会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对决议草案进行辩论，修正和补充，甚至完全推翻原来的决议，另起炉灶。如在前述关于贪污案的铭文中，先后有特斯皮乌斯和吕萨尼亚斯提出修正和补充决议，而建立五人委员会以调查此案，防止类似丑闻再度发生的动议便出自特斯皮乌斯之口，该建议事实上推翻或代替了最初大概由议事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公民大会认为议事会的决议草案已十分详尽和恰当，当然也会原封不动地将其作为公民大会的决议。不过这类情况较为少见。更经常出现的往往是议事会不提供任何草案，直接将问题提交公民大会，由公民大会在辩论中逐步形成决议，最后勒石公布。公元前425年雅典关于处治暴动的米提列奈的决议可能就是这样的。前一天，雅典人在克莱翁的建议下，决定将米提列奈的成年男子全部处死，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但在第二天的公民大会上，雅典人经过激烈辩论，推翻了前一天的决议，决定仅处死首要分子。在这次辩论中，议事会大概仅提出问题，其决议案完全取决于公民大会的辩论结果。事实上，雅典的许多决议，都是公民大会经过辩论才形成的。
雅典公民大会的另一独特之处，是所有雅典公民都可在大会上发言。在历史文献中，我们通常只见到伯里克利、埃菲阿尔特、克莱翁等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公民大会的现存决议却表明：在雅典还活跃着一大批不太知名的政治家，许多决议就出自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建议。如前述贪污案铭文中的吕萨尼亚斯、特斯皮乌斯等人，就属于这类小人物。而在米提列奈辩论中击败克莱翁的狄奥多图斯，仅在该场合中出现，在此之前和之后，他有过什么活动，我们不得而知，大概也是吕萨尼亚斯式的人物。正是这些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才使雅典民主机器得以正常运转。不过雅典人并不是仅看口才，不重实际，如果发言者夸夸其谈而不接触实际，就会被公民们毫不留情地轰下台来。
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大会每年大约举行40次例会，每次会议都有相对确定的主题。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举行公民大会的次数应不少于每年40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可能更多。一般情况下是当天辩论，当天表决并做出决议，同时指定执行的人员与机构。举行公民大会的会场在雅典卫城西面一个叫普尼克斯的小山丘，据现代学者估计，大约可容纳6500人。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仅有6000人出席公民大会。古典作家给我们提供的数据似也与此相符。在陶片放逐法投票中，必须有6000以上的公民投票方为有效。果如此，与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实际拥有的4万公民相比，仅有6000人经常出席公民大会，其出席率未免太低。即使考虑到部分雅典公民因路途遥远不便出席，6000人的出席率仍远远低于现代社会中公民在大选时的投票比例。不过有几个情况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阿提卡面积相对较大，古代交通条件又十分不便，因此某些边远地区的公民难以参加。有些被安置在盟邦中的军事殖民者更无可能参加公民大会。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服兵役在外，也不能参加公民大会。二是雅典公民的构成。雅典公民的大多数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平时忙于生计，难以经常出席公民大会。三是古代资料问题，人们通常根据陶片放逐法来推测实际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但该法可能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末，大体符合当时雅典人的参政水平，此后大概一直沿用下来，未做变更。此外，关于陶片放逐法投票时的法定票数，在古代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采纳某人必须得票6000以上才能被放逐的说法，那实际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会远远多于6000，因为公民们投票时并不只针对1人，而是2人甚至3人。果如此，则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当在1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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