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功能方面，目前主要采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成瘾组与非成瘾组在家庭功能上差异显著。成瘾青少年家庭在问题解决、家庭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及总的功能几个方面均差于非成瘾青少年的家庭（范方，苏林雁，曹枫林等，2006；樊励方，2006；李海彤，杜亚松，江文庆，2006；蔡佩仪，2007）。
有关家庭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相关关系探讨，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家庭环境量表（FES）来测查青少年的家庭关系。有研究发现网络成瘾组高中生在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知识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6个因子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成瘾组高中生，而在矛盾性和控制性两个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成瘾组高中生（程绍珍，杨明，师莹，2007）。但罗辉萍、彭阳（2008）的研究同样使用家庭环境量表，在结果上却有所出入，他们发现网络成瘾组只在家庭矛盾性上得分显著高于非成瘾组。但在依恋关系上，成瘾组的母爱缺失、父爱缺失、父亲拒绝、母亲消极纠缠、父亲消极纠缠、对母亲愤怒、对父亲愤怒得分均高于非成瘾组。也有研究者使用家庭亲密度量表测查家庭关系，发现过度使用网络青少年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低于正常家庭（梁凌燕，唐登华，陶然，2007），而使用家庭依恋量表的研究发现，家庭依恋中的焦虑性因素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楼高行，王慧君，2009）。近年来，研究者也进一步综合考察了亲子依恋可能起作用的中介因素，研究发现，亲子依恋通过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网络成瘾，同时该间接效应受到意志控制的调节（陈武，李董平，鲍振宙，闫昱文，周宗奎，2015）。
总体上来看，目前针对家庭因素的研究还停留在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等较为上位的概念。有发展心理病理学家曾提出，亲子关系是造成儿童发展问题和心理病理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因素（Masten & Garmezy，1985）。而亲子沟通和亲子关系也已被国外相关研究证明是网络成瘾的重要保护因素（Park，Kim，& Cho，2008；Kim & Kim，2003）。因此，在中国环境下，探讨亲子关系和亲子沟通等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并且揭示其影响机制，是可以深入的方向。刘勤学等人（刘勤学，方晓义，邓林园，张锦涛，2012；Liu，Fang，Zhou，Zhang，& Deng，2013）系统地探讨了亲子关系、亲子沟通和父母的网络行为和态度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系层面，父子关系而不是母子关系，是青少年网络成瘾最大的保护性因子；父母行为层面，母亲的网络使用行为能正向预测男孩和女孩的网络成瘾，父亲的网络使用行为只对女孩的网络成瘾有正向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和母亲对不同性别的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同时，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之后，父母网络使用和网络使用行为规则均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而亲子沟通则能负向预测。进一步探讨当父母行为与其制定的规则不一致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不同。结果发现，当父母制定的规则和父母行为一致时，规则能负向预测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而当两者不一致时，则父母行为能显著预测，亲子沟通在两种情况下均能显著预测。
（二）同伴和社会支持因素
青少年总体的社会支持（包括家庭支持）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主要从在线和离线、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社会支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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