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传统的金石学颇重视对金石例的讨论与概括，这点在现代学术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承继。某种意义上而言，只有将括例与考释相结合，才能更准确地解读石刻文本。参见叶国良：《石学蠡探》序，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9] 例如前引宋微墓志云“至德之初，王室多故”，仍以称唐为“王室”，但后文又云“□大燕创业、楚才晋用”，可知前文的“王室”不过习惯而已，并无深意。又如下文提及朱泚时的石暎墓志，虽用干支纪年暗示了志主心怀唐室，但志文中却称唐为“前朝”，亦是墓志书写习惯之一例。
[10] 安史叛军攻陷长安的具体时间并无明确记载，《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考异》折中各家之说，认为当在六月十六日或十七日之后（第6979页）。
[11] 呼啸：《新发现大燕〈赵府君墓志铭〉浅析》，见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1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9～36页。
[12] 如下文所论述的那样，在行用安史年号的墓志中，与赵嗣宗墓志类似，志题书燕国号，后面所署官位为唐所授者，颇为常见。
[13] 赵嗣宗墓志志盖篆“大燕故赵府君墓志铭”。
[14] 《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第3591页；另参殷亮：《颜鲁公行状》，《颜鲁公文集》附录，四部丛刊本。
[15] 《全唐文补编》，第2280～2281页。相关考释可参周铮：《司马垂墓志考证》，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1期，第118～125页。但本文所论及的问题或与周文不同，或周文未涉及，读者自可参看。
[16]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31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05～7006页。
[17] 殷亮：《颜鲁公行状》，《颜鲁公文集》附录，四部丛刊本。
[18]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并不见载于《旧唐书·颜真卿传》，《新唐书·颜真卿传》《资治通鉴》皆据《行状》补入。
[19] 起先无疑玄宗更具有正统性，如玄宗入蜀途中于七月丁卯下制，部署平叛事，“先是四方闻潼关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舆所在”，稳定了四方人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83～6984页）。玄宗入蜀，获悉肃宗自立，乃于八月丁酉下诏逊位，但从成都出发的韦见素、房琯等至九月丙子才赍册书及传国宝至，正式宣布此事，河北义军未必能及时获悉。参见《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2、244页。
[20]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考异》引《张中丞传》，第6989页。
[21] 如困居长安的杜甫《哀王孙》云，“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杜甫集校注》，第207～208页），知杜甫在贼中仍能获得唐廷方面的消息。由于诗中有“已经百日窜荆棘”一句，历代注家多将此事系于至德元载九月，谢思炜认为当作于回纥援兵消息至后。
[22] 与司马垂兄弟墓志情况类似的是杨涛墓志。从志文来看，曾任安东大都护府户曹参军兼平卢军司马的杨涛当系唐之纯臣，墓志对杨涛的卒年语焉不详，推测其可能参与了平卢军反对安禄山的起兵而被杀。志盖题“杨公墓志”，志题署“太子家令杨公铭并叙”，皆未署国号，不知是否有深意存焉，但志文仍使用了安史年号。
[23] 这两方墓志拓片刊贾振林编著：《文化安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424～425页。
[24] 这两方之外，葬于大历元年十二月的辛庭，墓志中也提及了“天成”年号，只不过在“天成”前加一伪字，参见《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02，第1762页。
[25]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37页。
[26]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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