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这种案例在唐代墓志中并不仅见于安史时，如石暎墓志，《唐文拾遗》卷四七，《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11页。由于志盖篆大汉，用干支纪年，之前学者多误以为是北汉墓志，柯昌泗指出系兴元二年朱泚之乱时葬于长安的墓志，故用干支纪年以寄意。参见《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一，第38页。
[28] 《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390～391页。按苏颛未出仕，所谓百石君，盖指寓居汝南，“夏课丝千两，冬入粟百石以自奉……汝封人共号百石君”。
[29] 另外两个可注意的例子是赵留四墓志及袁恒墓志。赵留四天宝十四载六月卒于邺，至次年二月安葬时，安禄山已称帝建元，志题作“大唐故处士赵府君墓志铭并序”，并云“即以度载二月乙酉朔十二日景申迁厝”，避免使用圣武年号（《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114，第665页）。袁恒为名臣袁仁敬之子，天宝十四载夏卒于晋陵，次年四月迁葬洛阳，用“翌岁”回避了年号问题，志盖篆“故袁公墓志铭”，志题作“故晋陵郡晋陵县令袁府君墓志铭”，未书国号（拓本刊《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第829页）。
[30] 除了上文论及的宋微墓志，类似例子尚有封安立墓志。
[31] 新近综合性的讨论可参见凃宗呈：《洛阳万安山南原的姚崇家族墓地——以墓志和神道碑为中心》，见《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6～140页。可惜除姚懿墓系考古发掘，其余皆盗掘出土，损失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32] 姚勖墓志，《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06～607页。
[33] 相关考释参见张明：《唐〈姚辟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2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263～268页。
[34] 姚伾墓志记“以圣武二年□月廿日，陪葬于先茔之西北三百步，礼也”，月份恰好漶漫，而姚辟葬于是年四月廿日，日期与姚伾同，推断所缺者盖“四”字。
[35] 姚辟墓志志盖题“姚府君墓志铭”，亦未书国号。
[36] 《新唐书》卷二〇三《李华传》：“惟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赍金帛往请”（第5776页）。
[37]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庆绪传》，第6421～6422页。
[38]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2页。
[39]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9页。
[40] 章群：《通鉴、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第27～44页。
[41] 除此之外，房山石经中也有圣武二年三月题记，但未见用载初年号者，参见《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05页。
[42] 其中尚需辨析的是贺兰君妻豆卢氏墓志，此志志文简短，仅数十字：“载初元年九月十四日，故泽州录事参军贺兰府君夫人豆卢氏墓。圣武二年二月十八日，曾孙将举大事，不获皇考，不克祔葬，已俟他岁，求于良圣记。”前揭冻国栋文对此志有详细讨论，认为此志两处提及安史伪号，并将“将举大事”推测为结众抗击安禄山，似对文意有所误读。按志文所谓“曾孙将举大事，不获皇考，不克祔葬”，是指试图将贺兰府君及妻豆卢氏合葬而未果，因此文中的载初，是武后所用的年号，系豆卢氏初葬的年份，与安史无涉。
[43] 查屏球已指出了这点，参见《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第379～380页。当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由于安禄山于圣武二年正月被杀，若安庆绪遵循逾年改元之义，则要至次年才改元载初，但至十月唐军便收复洛阳，安庆绪出奔相州，载初年号或曾颁布，但未及行用。
[44]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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