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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系统_童庆炳(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视野) 第(1/10)页

关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今关系问题,学界已经做了许多文章。尽管仍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但经过讨论,中华文论中古今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答案,那就是在古今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进行现代阐释,从而凸显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个性。基于这一思想的研究实践正在展开,也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成果不断涌现出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读到了2002年《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胡明先生和郭英德先生的文章,他们对1996年中国文论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了“冷嘲热讽”的“评论”,甚至于说:“前一阵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所谓中国‘中国文学的失语症’,不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吗?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7]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请这位作者调查一下,当下热心于“现代转换”(我更同意用“现代转化”)的学者是哪些人,他们写的文章持什么观点,他们忧虑的是什么问题,他们追求的又是什么境界,那么他就会明白他给人扣的“无根心态”“殖民心态”的帽子是不是合适,他唱的“好了歌”是不是找错了对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本来也想写几句“反唇相讥”的俏皮话,但为了不污染学界的空气,还是算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学者写文章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自己说的话是要负责任的,当你给人扣帽子的时候,要谨慎一些,看看自己手里的帽子是否该戴到你想戴的人的头上。

下面向胡、郭两位先生请教几个问题。

一、现代文论与古典文论是“宿命的对立面”吗?

诚然,“现代”就一个方面说意味着对“古代”的转型、反叛、对立和斗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我们更不能不体认这一点。但是就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而言,相对于古代文论,这种转型、反叛、对立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观念。“现代性”的追求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顺美匡恶”“主文而谲谏”“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等,文学的主题不能离开这些训诫。晚明时期曾发生启蒙思想,如李贽等人离经叛道,就企图改变这种以君王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的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8],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五四”时期,封建正统观念遭到批判,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用后来周作人的话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也是现代文论的精髓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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