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文体观念的转变。摆脱视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视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词”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以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近代《小说林发刊词》黄人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9]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0]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11]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
其三,批判意识的勃兴。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地回应批判方。 20世纪的中国有着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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