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限于此,现代西方的文学理论、美学的大师,他们不但对于西方古代文论,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进行了现代转化或现代阐释(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命题),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也对中华古代文论、艺论加以“转化”,变为他们现代文艺理论的一部分,例如,美国现代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谈到原型表象如何“转化”为艺术中感性结构的问题时说:“其实是由十世纪的中国艺术理论家荆浩提出来的。荆浩曾经说过,笔墨大师可以随心所欲地提高和降低绘画的光度,以便去表现物体的深层部分和浅层部分,由此创造出来的光线看上去就像是自然本身发射出来的,而不像是由笔墨造出来的(明暗本身就可以表现物体的深层和浅层)。在说这段话之前,荆浩还对‘和谐’问题发表过一番议论。当然,他当时所说的‘和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构图’。”[15]显然,朗格这里说的就是五代时期荆浩《笔记法》中“六要”的部分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苏珊·朗格并没有因为荆浩的说法属于中国古代就加以拒斥或看成“宿命的对立”。还有,英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史理论家冈布里奇为了论证他提出的绘画视觉的“投射”理论,根本不顾什么古与今、英与中,在《艺术与幻觉》一书中,他多次引用中国古代的画论,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画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这就是他的投射理论的最好的概括和箴言。更不要说众所周知的现代心理学大家荣格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入迷以及列夫·托尔斯泰对于孔子的“仁学”的“现代转化”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一时难以备述。这些事实如何能说明现代与古代的“宿命的对立”或“传统拒斥现代”呢?我们可以试想一想,如果我们中国的学者,不对自己民族的古典进行现代的阐释和现代的转化,那么外国的学者就会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拿过去,并进行现代的阐释和现代的转化,那时候我们的后代就将面对中华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外国版本了。君不见“花木兰”的故事已经被美国人拿过去,用美式的现代观念与技术“转化”,中国人则不得不面对这种“出口转内销”的货色,而且还在叫好。这难道不让我们感到难过吗?同样,中国古典的文论如果我们自己不进行现代转化,难道还要等待外国人先于我们来进行现代转化吗?难道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们面对美国版、英国版、法国版的中华古代文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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