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转化”,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拳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 “衬托”“对仗”“性格”“伏笔”“直叙”“补叙”“插叙”“因文生事”“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成竹于胸”“胸中之竹”“中和之美”“冷眼深情”(这里暂举五十多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华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而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事实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华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开放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被吸收到它的熔炉里。现代与古代“宿命的对立”“传统拒斥现代”的论断是片面的、没有根据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是“归入西方”吗?
胡明先生还认为,中华古代文论与中国现代文论“其文化精神的内核时时处处冲突碰撞”,“后者我们已经将之归入西方即欧美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延伸,它的基本要素与理论范畴来源于西方文学理论”。在胡明先生看来,中国文学理论不过是欧美文学理论的附庸,完全没有自己的时代的、民族的根性,这种看法是不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实际呢?
在这里,我希望胡明把问题做些分析,不要一刀切。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如果从1899年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不久之后又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算起,已历尽百余年。诚然,在这百余年之间,有过“全盘西化”的提法,有过为西方马首是瞻的人物,有过西方文论名词轰炸的时刻,至今仍有一些年轻的或不太年轻的学者亦步亦趋地追赶西方的文论浪潮,这个事实不容回避。中国现代文论受外国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赶浪潮”问题在文论界内部已争论很久,多数有识之士对于那种不顾中国实际,一味照搬西方文论话语的做法表示不满甚至厌恶。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百年现代文论的主流是随着中国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它对西方文论话语的取舍,对中华古代文论话语的取舍,都与时代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状况密切相关。中国现代文论的“根”在中国的现实及其发展,在中国文学的实际及其发展。从梁启超、王国维到鲁迅、茅盾、宗白华、朱光潜、冯雪峰、胡风、杨晦、黄药眠、何其芳、钱锺书、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等,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黑八论”的作者,诸如秦兆阳、巴人、周谷城、钱谷融等,再到新时期开始后中国当代新文论形态的建设者,绝大多数都是立意做本土化的中国现代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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