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文论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尽管可能我们较多地借用了西方的一些文论术语,但其内涵已经根据中国的现实和文艺的实际而具有中国的特色。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些术语,由于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称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它们的本土化特征是很明显的,也是多数人所认同的。
再如,中国现代文论引进了“审美”这个词语,但引进后“审美”的含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西方,“审美”作为一个概念,大致上就是康德所说的“审美无功利”,但从王国维引进“审美”这个观念之后,“无功利”的含义已经大大被削弱,而渗入了审美也可以“有功利”的思想。这是由于中国自晚清以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沦丧为半殖民地的境地,亡国灭种的危险日益迫近,这不能不引起一些有起码爱国心的知识分子的忧虑。所以他们从西方引进“审美”的观念,就不仅是纯粹的游戏、完全的逍遥,不能按照西方的“审美无功利”照搬,而要加以改造和变化。王国维提倡审美,是与通过教育改变“民质”相联系,审美中夹带着启蒙的目的,这里就有了功利目的。自此以后,中国的文论家、美学家一般将审美的无功利与有功利视为可以兼容的方面,审美无功利和审美有功利并存。王国维和鲁迅先后提出过艺术“无用之用”“不用之用”的主张,所谓“无用”“不用”即艺术审美无功利,所谓“有用”就是艺术审美有功利。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美学家李泽厚就明确审美无功利与有功利统一的看法,这个看法被很多人所采用,蒋孔阳先生也采用这个说法,在许多学者那里一直延续到如今。可以这样说,在民族社会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审美的“无功利”一端被放到次要的方面,“有功利”的一端凸显为主要的方面,于是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功利性可谓强矣,但也不是不要审美,只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功利是主要的,但也要艺术,也要审美。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时期。新时期开始以来,文论学界为了纠正“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偏颇,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文学“审美特征”论,其中有的提出“审美反映”的观点,有的提出“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直到1999年笔者仍写了一篇《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的论文。所谓“审美反映”和“审美意识形态”,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要在文艺审美的无功利与有功利的紧张关系中取得某种平衡。这些观点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都不是完全照抄外国的教条,它针对的是中国的现实,并获得了中国本土内涵。不难看出,“审美”这个外来词,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论、美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中国现代“审美”这个关键词如何被引进,如何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如何获得区别于西方的“无功利又具有功利”的内涵等,可以写出一篇论文或一本书来。从这个个案分析足以说明中国现代文论虽然用了部分外国的概念,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中,已经获得了本土化的内涵,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新传统。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现代文论就是中国现代文论,它植根于中国自身的现实,它是归于中国的,并非西方文论的延伸,不能不加分析就说“归于西方”。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已经完全成熟,它仍在途中。肯定地说,“新郎”(按胡明的比喻)并没有都浪**在外,并没有迷途,并没有迷失回家的路。
三、中国古代的现代转化的“尝试”是“收工”和“失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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