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批判视野中，对于马克思而言，理论和实践的任务不再是“成为现代”，不再是以“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来对抗国家权力，当然也不是搬出国家的权威来扬弃市民社会的“非理性”和局限，而是要求在现代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将解放推进到市民社会领域。推翻制约现代自由、平等价值取向的社会制度基础，进而推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全面展开对现代市民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将这一批判看成是解剖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工作，看成是为革命寻找经验和理论根据。马克思在阶级革命的主体性和经济运行的客观性之间建立联系，未来人类的解放是以阶级解放的形式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劳动中获得解放。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自由、平等就不再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以维护这种抽象权利为任务的国家机器和现代性的虚假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国家连同整个上层建筑的消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是同一过程。
二
马克思并不否认现代国家对经济基础的介入，并不否认国家的作用。他只是指出这种介入的性质是对资本运行的维持和稳定，而不是对资本原则的超越。即使现代国家的管理职能也难以摆脱与资本的同谋关系，更不用说在资本跨越国界的新老殖民主义拓展中，国家的巨大作用了。
然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理论和实践上凯恩斯主义兴起，国家职能的强化，被用于指认当代同马克思时代的断裂，宣布马克思理论的过时。马克思理论被看成是抽掉了国家因素的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因此在国家发挥巨大经济干预作用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失去了社会历史基础。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好像国家已经战胜经济自律，资本主义在体系内部找到了克服危机的有效机制。不少人以此批判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是一种“神话”，资本主义的崩溃论成了“寓言”。哈贝马斯甚至以此为依据，认为建立在自由交换和贸易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批判本身也就过时了。从20世纪中期到80年代，抓住这种“历史现象”的变迁“反思”马克思，成了许多西方理论家的主要策略。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的实现形态可以改变，但只要资本本身没有改变，资本就要贯彻自己的原则。西方国家经过战后短暂的“黄金时代”，七十年后进入了“滞胀”状态。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资本限度，不过是使危机形态发生了改变而已。面对危机，历史天平发生了新的倾斜，新自由主义登场，全面市场化和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以自由对抗国家的“越位”，国家权力开始退却，小政府大社会又成为实践的基本取向。然而，不到二十年，新自由主义带来新的灾难，全球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金融风暴一浪高过一浪，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崩溃。这一切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拉美出现了否定性的力量，重新强调国家的作用，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解体后的俄罗斯经过动**，现在的普京政府也再度强调国家的作用，强调国有企业的作用。
这一历史摇摆告诉我们，市场与计划、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作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两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论哪一方力量占据主要位置，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资本原则，而只是资本实现的不同形式，并且是资本实现中不断相互纠正、相互否定的形式。不存在“绝对”市场，或“绝对”国家。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根本前提还现实地发挥作用，不论是自由市场主导，还是政府干预主导，都只能带来暂时的、历史性的平衡，因为不平衡是资本发展的内在规定，而不只是现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国家的内部，也表现在国家之间。因此不论在一国的范围内还是国家之间，只要资本的和谐而不要资本带来的不和谐，不过是庸俗经济学家的抽象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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