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资本还是现实的原则，国家和市场就只能是资本的工具。国家干预可能调节市场自由交换的缺陷，同样，市场交换的自由诉求也可能对抗国家权力的越位和滥用。但它们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走出资本现代性的困境。官场和市场在真实的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被资本原则规定的共谋关系，通常说的所谓官商“勾结”只能被限制，而不可能被彻底铲除。同试图以理想化的市场来克服国家权力腐败一样，试图以理想化的国家完全克服市场局限，也是一种不彻底的幻想。只有消除了现代国家和现代市民社会的存在前提，二者之间的对立、折中或共谋才能被消除。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彻底性之所在。
三
然而，理论的彻底性以抽象为前提，哪怕此种抽象是合理的抽象，它也往往不得不丢掉细节，甚至“不顾实情”，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是存在复杂的具体因素。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就是在复杂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确立的，因此也就带来了在马克思理论的彻底性中不可能遭遇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确立起国家的绝对权威，全面介入社会，表现为绝对的公有制和计划调节，核心是强大的国家权力。这一实践已经遭到了强烈的批判并且走向式微。虽然与苏东剧变全面肯定市场化和私有制，推行“自由主义”路线不同，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有限度地肯定了“市场原则”和“私有制”。此种限度表现为“社会主义”对市场的限定和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但随着改革的进展，国内产生了激烈争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之争再次成为焦点。
一派倾向重新肯定和培育市民社会的自主地位，以对抗国家权力专制和官员腐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构成了对市民社会（经济生活和精神空间）的压制，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市场化不彻底，私有化不彻底，是权力“寻租”，权力异化。另一派则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出发，揭示资本自由主义的弊病和危害，强调保持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干预，而不是主张政府“扔包袱”，成为“小政府”。他们指出，前者是“资改派”，代表新兴的资本家利益，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者则认为后者代表的是官僚阶级，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二者都认为只有自己掌握着真理，代表的是人民利益。
以现代市民社会（经济、精神）的自由来对抗政治权力的专制和独裁，确立市民社会的主体地位，这是现代政治解放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巨大历史功勋。但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那样，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因为市民社会内部本身的对立、冲突和异化还在此种解放的视野之外；因此，在资本日益暴露其困境的当代，仅仅无批判地以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来对抗异化的政治权力，目的仅在于走向“现代”，毋宁说是一种纯粹的倒退。同时，在资本还是现实原则的前提下，陷入对国家权力的崇拜，也可能落入新的陷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运行本身还屈从于资本原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权力是一种社会资本，完全可能成为一种异化的“统治力量”。所以，以国家干预的立场批判自由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并没有天然站在民众一边，相反可能成为“权贵”的帮凶。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面临的尴尬。马克思思想的彻底性在于，他并不抽象地站在“社会”或“国家”一边。对他而言，在现代解放中，“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二者其实是同步同构的。不在经济领域批判资本剥削，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政治生活的领域反对权力异化，批判专制集权，同样不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权力和市场既可能相互制约，更可能同谋。用国家权力不能彻底克服自由市场的局限，同样，用自由市场也不能彻底制约国家权力的异化。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现代相互依存的两极，现代社会就是由此构成的一个不断摇摆的二元结构。
面对现实的处境，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放弃强大政治，就意味着自我处决。但强大政治本身并不必然是解放的力量，它完全可能发生极端的异化，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面临现代市民社会“自由”诉求的压力，可能被以“现代解放”为目标的运动击垮。作为要求“从现代获得解放”的运动反而抵挡不住“现代解放”的攻势。这是因为，并且仅仅是因为它蜕变到了（或者尚处于）“现代解放”的水平之下。就当前的情况而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保持强大的政治国家，而不是国家权力从市民社会（物质的、精神的）生活中“撤退”。但问题恰在于如何确保权力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至于蜕变为异化的力量。这是一个实践的难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实情！其创造历史的可能性也正在于对此实情的驾驭与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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