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困局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理论研究要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保持密切的生动的联系。这一点,我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2]中已有论述,此不赘述;一条是文学研究应与历史语境保持关联,追求深厚的历史感。
如果我们把视野转向历史,我们会立即发现,文学研究与历史有着深厚的联系。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一个文学问题是怎样被提出来?它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得到解释的?这些都与历史有关。文学问题总是在一定的时代被提出来,也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得到解释。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无论文学问题的提出,或文学问题的解答,都与历史语境相关。离开历史语境,孤立地运用概念进行逻辑的推理,不但显得空洞,得不到真实的具体的回答,而且也解决不了要解决的问题。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回到历史语境。
语境本来是语言学的术语。语言学上有“本义”与“语境义”的区别。“本义”就是一个词的字典意义。比如“闹”这个词的本义是什么呢?我们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那里说“闹”就是“喧哗”“不安静”“热闹”“闹哄哄”的意思,还列了“闹别扭”“闹场”“闹洞房”“闹肚子”等词语。但“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中,这个“闹”字获得了独特语境,它的意思已不是“喧哗”“不安静”等意思,是指春天生机勃勃之意。这“生机勃勃”在这句诗的文本语境中就是“闹”字的“语境义”。
这个道理,我们的古人早就知道。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提出了“章明句局”的理论,他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进行写作,是由单个的文字组成句子。由句子组成章节,然后积累章节构成文章。但是,文章只有全篇焕发光彩,那么章节才不会有枝节和毛病;章节明白细致,那么句子才无差错;句子干净利落,那么用字才不会虚妄。所以抓住全篇命意这个根本,那么章节、句子这些枝节才会安置得当,抓住“本”或“一”这个整体,那么万千的句子、字词(即“从”或“末”)才会有着落。刘勰在这里所说的“振本而末从”的“本”和“知一而万毕”的“一”就是指文本的整体语境,“从”或“万”则是字、词、句而已,即我们阅读文章一定要看语境来解释或理解字、词、句的意义。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意义是从整体语境这个“本”或“一”中看出来的。
以上所述是“语境”的“本义”,后来各个人文社会学科都用“语境”这个词,那就是“语境”这词的引申义。或者说人们把语境分成文本内语境和文本外语境。如英籍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很早就把语境的概念扩大,他提出了所谓的“情境语境”与“文化语境”。马林诺夫斯基的发现与他的学科背景有关,他是在非洲土著新几内亚东部的特洛布兰德群岛做调查时,开始研究语言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先后提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概念。他发现对于那些土著人来说,如果不了解他们的活动的情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言语。如一个驾着独木舟的人把划船的桨,说成是“wood”(木头),这个叫法与其他地方的人的叫法不同,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人的话与当时语境的结合,就不能理解这些土著人说wood是指什么意思。马林诺夫斯基根据大量的例子,得出结论说:“话语常常与周围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话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无法仅仅依靠语言的内部因素来分辨话语的意义;口头话语的意义总是由语言环境决定的。”[3]后来他又发现言语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文化语境”概念。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成为后来伦敦语言学派的重要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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