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一般已经离开了书写文本内的语境,变成了文本外的语境,即我们正在讨论的文本外的“历史语境”。或者说,文本所描述的事情,不是孤立发生的,它与发生的背景、机遇、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场域等有关联。
比如,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学者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陶渊明作为伟大的诗人,他的经典地位为什么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形成,而是到了宋代,他的经典地位才得以确立?刘勰离陶渊明不远,可他的《文心雕龙》谈到了历代上许多诗人作家,唯独就没有提到陶渊明和他的诗篇。[4]陶渊明在唐代虽然已经有影响了,但他在唐代的影响在“二谢”之下。一直到了宋代苏轼那里,因苏轼自身有了独特的经历和隐逸的体验,对陶渊明的诗有了情感的共鸣,加以他在宋代文坛的崇高地位,给予陶渊明以极高的评价。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5]苏轼为什么这样评价陶渊明,使陶渊明声名鹊起,这就不但要进入陶渊明诗所处的历史语境,还要进入到苏轼所处的历史语境,包括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双重语境,并结合分析陶渊明的作品,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又如,杜甫的诗篇在中国抗日时期特别受到推崇,作为诗人杜甫的地位也被大大提高,这是为什么。杜甫还是那个杜甫,为什么在中国抗战中,似乎他就与我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这就与杜甫诗中的爱国主义情感特别浓烈有关,这不但与杜甫诗歌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有关,更与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这也是双重语境使然。这种文学现象很多。
对于“历史语境”的理解,我的看法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联系起来考察。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6]马克思的话很精辟,人所揭示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也就是说,精神产品,其中也包括具有观念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于某种历史的机遇或遭遇,有了某种时代的需要才产生的;同时这些精神产品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某个时期流行的精神产品,在另一个历史时期,由于历史语境的改变而不流行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的图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7]所以,历史是一位伟大的法官,在历史语境的变迁下,往往是真理变谬误,谬误变真理,时尚的变得不时尚,不时尚的变得时尚……正因为如此,列宁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高的程度来把握,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8]。所以,在历史的联系中去把握对象,不是一般要求,而是“绝对要求”。
我们所提出的“历史语境”,有一个思想灵魂,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观。离开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伟大“历史感”“历史性”和“历史发展观”这一点来理解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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