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问,你这里讲的历史语境和以前常说的“历史背景”是不是一样的?我的回答是,它们是有联系的,但又是不同的。所谓两者有联系,是说无论“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都力图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所谓两者又是不同的,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说“历史背景”是“一般”的话,那么“历史语境”则是“特殊”了。历史背景只是关注到哪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处于哪个历史时期,哪个历史时期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是怎样的,这段历史与这段文学大体上有什么关系等。这样,历史背景往往无法确切回答某个作家或某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历史语境”则除了包含“历史背景”一般性情况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进一步深入到作家、作品产生的历史具体的机遇、遭际、事件、时间、地点和情景之中,切入到产生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或某种情调的抒情或某个场景的艺术描写的历史肌理里面去,这就是特殊联系了。换言之,一般的历史背景,无法准确地说明文学的实际,只有更具体的更特殊的历史语境,才能真实地确切说明文学的实际。进一步说,“历史背景”只讲外在的形势,而“历史语境”则除了要讲外在的形势之外,还要把作家、作品产生的文化状态和情景语境都摆进去。一些评论家只是从外在的历史形势背景来评价作品,做出的解释和结论是一般的浮浅的,说不到要点上,而若作家自己来谈自己的作品,他必定会把自己写作品时候的文化和具体情境摆进去,把“我”摆进去,所得出的解释和结论就不一样。
郭沫若于1959年写历史剧《蔡文姬》,该剧演出后,评论家的评论焦点都集中于曹操这个人物身上,说:这是“为曹操翻案”的戏。其实,在这个剧作中,曹操的形象写得很干瘪,着墨不多,也不是剧中的主要人物。评论家们在评论中大谈“为曹操翻案”,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曹操的欣赏有关。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9]可见,当时的评论家有可能是借郭沫若这个剧,附和毛泽东的看法。可郭沫若对自己这个剧本最重要的评价是“蔡文姬就是我。”对于郭沫若的这个自我评价,仅仅根据历史背景是得不出的。很多人对郭沫若的这句话都不能理解,一般都说:郭沫若无非对蔡文姬的遭遇比较同情,所以有此一说。这样的评论是不痛不痒的。我因为2004年获得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的机会,重读了郭沫若的全部历史剧。我特别研究了郭沫若在《〈蔡文姬〉序》中说的话:“我也可以照样说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我就去翻郭沫若自己的书,研究一下《蔡文姬》怎么会有郭沫若“感情的东西”,跟蔡文姬有什么样的“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怎么会说蔡文姬是“照着我写的”?我终于发现了郭沫若“蔡文姬就是我”这个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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