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以“审美文化”为中介和辐射,文学、文化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关系形成了一个循环流动的“力场”,在这相互协同与有机联系的网络关系中,为文学研究深入历史文化语境,深入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深入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其人类生产方式提供了多向度的阐释视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指出,“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35]。由此,他认为:“一定文本板结的既定东西和材料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与拓展必须发生在三个同心的构架之内:这是一个文本从社会基础意义展开的标志,这些意义的概念首先是‘政治历史’的,狭义地以按时间的事件以其发生时序编年地扩展开来;继之是‘社会的’,现时在构成上的紧张与社会阶级之间斗争在较少历时性和拘于时间意义上的概念;最终,历史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被构想,即生产方式的顺序和种种人类社会形态的命运和演进之中,从史前期生命到等待我们的无论多么久远的未来史的意义。”[36]根据詹姆逊的理解,一部作品是在三个渐次展开的阐释视界内呈现:第一层是狭义的个别文本;第二层是扩展到社会秩序的文化现象中的文本,它在宏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形态中被重构;第三层是处于一个新的作为整体人类历史的最终视界。詹姆逊这种“新历史主义”的思维与我们主张的“文化诗学”在方法上具有相似处。即是说,文学艺术应该走出文本自身的封闭系统,通过“文化系统”的中介,揭示“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37],并在“语境化”与“互文性”的视域内把握文学的文化内涵。当然,与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代表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詹姆逊等人热衷于关注“文本”外的政治社会性的权力意识形态这一路径指向不同的是:中国文化诗学的旨趣更体现在“审美文化”的精神品格中,即通过对文学艺术的批评,承担对社会大众审美文化趣味的培养,担负起社会伦理道德以及日常生活准则的价值引导这一责任。审美文化强调学术品格与文化品位,文艺作品肩负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因此,文化诗学坚持审美文化的基点不动摇,坚持人文精神的内核不动摇,就必然在适应现实与时代需求的发展中迎来理论发展的蓬勃生机。
小结: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文化。“文化诗学”突出地强调文学的审美文化属性,就是要凸显文学艺术自身存在的独特品格与学理特性。通过“审美文化”基点的确立,不仅突出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属性,也为文学研究沟通“语言—文化”、打通“内—外”敞开了空间。与此同时,在“审美文化”的构架内,通过引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坚持文学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文化诗学”既有效打破了过去孤立封闭的模式及单一性的学科视界,还在微观语言细读与宏观文化批评的症候阐释中为文学研究走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阐释学体系。因此,可以说,范式革新后的“文化诗学”诠释方法,通过“审美文化”的基点确立,真正找到了一条既能回归“文学本体”,又能通往一条多元文化对话的更加宽广、更具学理、也更为有机系统的阐释路径,预示着文学理论的光明未来。
[1]童庆炳:《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
[2]童庆炳:《走向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3日。
[3]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页。
[5]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7、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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