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前承七子，后启公安派，地位较为重要。周质平在公安派研究中，已将唐氏尊为公安派先驱。涂经诒《中国明代理学与文学批评：以唐顺之为例》一文，对明代哲学与文学批评双重语境中的唐顺之的文学思想进行研究，认为唐顺之文学思想的背后隐藏的是明代由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哲学背景。“在明中期以后，王阳明学派取代了程朱学派的哲学统治地位，在文学批评界也是如此。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以唐顺之的文学批评发展历程为例，证明这两个过程是一致的。”[12]唐顺之早年追随“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模仿秦汉文风；后来受到王慎中影响，将兴趣转到唐宋，尤其模仿欧阳修和曾巩，其《文编》对“唐宋八大家”历史地位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周质平在《袁宏道及公安派研究》中提到，唐顺之在40岁时，意识到文学创作不是模仿前人作品，而是一种创造性的个人艺术，这与涂经诒的观点差不多。“四十岁之后，唐氏深受由王畿为首的王阳明左翼学派思想的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发生了明显改变。”[13]周质平对他从秦汉转向唐宋的解释是，唐顺之觉得秦汉时代已远，而唐宋与秦汉的诗文之法一脉相承，因此他主张将模仿的对象从秦汉转移到唐宋。这一说法当然过于简略，似乎只强调了唐顺之的主观因素。涂经诒则从明代程朱学派转向陆王学派的语境，解析了唐顺之文学思想发生转变的背后力量。
涂经诒用唐氏的“法”“本色”作为关键概念，对比其前后期思想之异同。首先是“法”的概念，此概念与程朱学派强调的哲学思想同质。唐顺之说：“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密则疑于无所谓法，严则疑于有法而可窥。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则不容异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议于无法？”[14]涂经诒认为，此处“法”既指“方法论”式的笼统之“法”，又指具体“方法”之法，且唐顺之对“法”的强调说明他既注意文学的形式与技巧，又注重作家的文学训练，即“工夫”。涂经诒说，强调“法”并非唐顺之独有，秦汉派亦讲究“法”，无论是早期的唐顺之还是“前七子”，“法”都与程朱学派“格物致知”而获得的“道心”和“道德修养”相关。“程朱学派对道德或道德修养的强调，一定程度上启示了唐顺之和其他以‘法’为核心的批评家。”[15]既然“法”对应程朱学派的哲学思想，那“本色”则对应陆王心学之思想。关于此概念的重要性，涂经诒说：“唐顺之的‘本色’概念开启了散文写作的新潮流，并统治了他之后的明代和早清时期。‘本色’概念对文学批评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它不仅有力地反对了模古之风，同时，它所蕴含的其他观念和丰富的内涵还预示了许多未来由公安派和性灵派创造的批评观念。”[16]
唐顺之对“本色”的论述见于《答茅鹿门知县》：“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17]涂经诒认为，由此可见本色指感情的真实和所表达思想观念的原创性。因而，如果创作者无真情实感，则技巧无助于写出好的作品。
唐氏还认为，“本色”不限于儒学观念。“且夫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18]如前所述，“本色”背后的哲学思想是“心学”，尤其是王阳明和王畿的思想。涂经诒为此对王阳明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指出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被钱德洪所坚持；但王畿认为这不过是“权教”而非最终真理，遂另立“四无”之说，即“无心之心”“无意之意”“无知之知”和“无物之物”。此论超越“善恶”分界，认为“心”的本质是“无”，所有意志、知识及事物皆出于“无”。“心”只有原本无物，方能容万物并对其变化做出反应。涂经诒说：“王畿认为心的本质是空和自然，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唐顺之‘本色’概念的哲学前提。”[19]
因此，唐顺之放弃“法”而论“本色”是深受王畿影响的。程朱学派讲“天理”，人要“得道”需从外求；陆王学派讲“良知”，因而无须外求，“体”（substance）与“工夫”（effort）本无区别。涂经诒指出，唐顺之将“本色”论用于文学，同时又引入了哲学上的“天机”说[20]，使“心的原始和推动因素”变得尤为重要。“心就是理，环绕整个宇宙。即便在最普通的道德意义上讲，心的原始之体也超越善恶。如果一个作家表达自我时能够通过真情实感，或使其心自由自然地流出，那么从逻辑上讲，他的作品就一定是好的文学。换句话说，唐顺之认为好的文学必须是初始之心的自然流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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