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是美国汉学家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CultureofOurs：IntellectualTransitionsinT’angandSungChina）一书中探析唐宋思想的关钥。该词见于《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包弼德指出，“文”这一术语在《论语》中指的是外在的仪表、形式，也可以指典范；直至唐代，“斯文”方开始用以指称“源于上古的典籍传统”[30]。圣人将自然秩序转化为社会制度，由此引申，“斯文”包含了与写作、统治和行为方面相适宜的方式和传统，代表了一种融合自然领域和历史领域的文明观念。但是当政治陷入危机时，“斯文”会丧失。在公元8世纪后半叶，唐朝面临帝国分崩与藩镇割据，那些力挽“斯文”的文士，开始谈论“圣人之道”和“古人之道”。他们假设，可以在圣人的言行中寻绎出有益现实的价值，而古文写作则有助于彰显这些价值。
对于“古文”以及“古文运动”的内涵，包弼德也给出了自己的认识。说到“古文”，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在唐代指的是一种新的、论证式的散文风格，这种风格打破了骈文所要求的技巧。而事实上，“古文”在韩愈的时代，指的是“‘上古之文学’（literatureofantiquity）或‘古代文风’（ancientliterarystyle），并且包括诗与非诗的体裁”[31]。“文”与“诗”的区分在11世纪中期已经很明显，但韩愈似乎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在韩愈的年代，各种文体都有着自己的模范，但古文的写作和文体与格律无关；古文的形式与主题可以完全不合规格或难以预测，古文家更关注如何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而非遵循既有的分类模式。这比较符合非诗歌类的文体，故而“古文”就逐渐演化成了“古体的散文”的代名词。[32]“古文”在包弼德看来，有两个层面的意涵：第一，它能使得人们一窥夏商周这一理想世界的文献；第二，它指的是与这些文献相关的文体。因为这些文体被视为能够展现出古人行动时所依据的价值，也是古人用于展现他们言行价值的形式。[33]
所谓“古文运动”，在包弼德看来，首先是一场思想运动。倡导这一运动的古文家认为，文学的转变对公共价值观的转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文学写作是把学、价值观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最常见的方式，故而改变人们的写作方式便是影响思想价值观最一般的方法。[34]
包弼德认为，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的观点，围绕这一命题建立了一个连贯统一的文学思想传统。韩愈认为，目录学中四部的重要典籍，均是先哲以适合不同环境的方式而“鸣”的结果。按此，即使是最优秀的作品，也是针对某一特定时代不完美的社会中极端和不平的自然反应。也就是说，“内在自然的平静状态被外物所扰乱，激**感的感动，这种感动表现为个人的性情和气的舒发”[35]。如此，韩愈便在不平而鸣者、压抑自我感觉者和以辞藻营造平和的假象者之间做出了区别。在此意义上，作为表达风格的“文”亦是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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