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提升了各类人才流动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总体配置，但与此同时，也使得不同区域劳动力市场不平衡性加剧，尤其表现在城乡、东中西部以及不同行政层级地区之间。具体而言，在城乡方面，由于城乡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差异悬殊，使得人才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明显，这加速了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配置。如《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为28652万人，比2016年增加481万人；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外出进城农民工13710万人，比2016年增加125万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72.3%。外出农民工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3.5%，比2016年提高1.6个百分点，接受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5.5%。[8]单向度的人才流动使得农村“空心化”趋势加重，城乡之间各类人才基尼系数差距显著。尽管近几年来不断有“城归”群体和外出农民工返乡，但农村人才总量与质量依然不足，成为制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瓶颈。此外，来自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历次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也证实了上述判断。该数据库显示，2007—2017年，83.2%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于大中城市，仅3.7%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于乡镇和农村。[9]
劳动力在东中西部地区配置的不平衡则可以用求人倍率来反映。求人倍率是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它表明了当期劳动力市场中每个岗位需求所对应的求职人数。求人倍率越高，说明需求人数越多，而求职者却供不应求。使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0—2015年度登记求职人数、单位登记招聘人数测算的年度求人倍率数据显示，东部地区[10]求人倍率由2010年的1.66增至2015年的2.54，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由2010年的1.17和1.09变动为2015年的1.16和1.01。个别省市求人倍率差距明显，如东部地区北京求人倍率由2010年5.40猛增至2015年10.67，中部地区湖北以及西部地区宁夏则分别由2010年的1.24和0.56上升至2015年的1.29和1.16。总体上看，劳动力市场需求呈现明显区域特点，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好于西部地区。从测算数值的时间序列上看，东部地区求人倍率增加显著，中部地区则相对稳定，而西部地区则呈现下降趋势。求人倍率的区域特点诱使劳动力在不同区域流动与配置也呈现明显的东中西特点，使得劳动力区域配置失衡问题加速外显化。
此外，由于受制度、发展前景、公共服务等因素影响，劳动力在不同行政层级地区之间的分布也存在较大不平衡性。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表明，尽管城镇籍与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城市就业略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就业特点，即高校毕业生就业于省会城市或直辖市比例最高（城镇籍为61.7%，农村籍为51.9%），就业于地级市次之（城镇籍为26.6%，农村籍为28.4%），县级市或县城比例居第三位（城镇籍为10.1%，农村籍为15.9%），而就业于乡镇和农村的比例则很低（城镇籍两者合计为1.6%，农村籍对应为3.8%）。[11]
（三）就业形态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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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2025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工时结构分析:工时不足与过度并存下的就业质量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