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机制还未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且这种制度性分割又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不充分配置，继而引发非充分就业或自愿性失业或“慢就业”问题。劳动市场制度性分割还对就业公平、就业增长、收入分配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近年来以测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成熟度研究成为探究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问题的重要视角。在代表性研究中，田永坡（2016）等从市场主体、流动性、灵活性、政府作用4个维度（一级指标）构建了12个二级指标的评估体系，并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数据测评了省际劳动力市场成熟度。[17]估测结果显示，2000—2014年，我国劳动力市场成熟度呈现一种正金字塔型的结构，成熟度均值由2000年的32.99分增至2014年的34.26分，呈现上升趋势，但数值总体偏低。分地区看，经济越发达的省（市、自治区）劳动力市场成熟度水平越高。由东向西属于较高级类型的省（市、自治区）逐渐减少，属于较低级类型的省（市、自治区）逐渐增多。劳动力市场成熟度排名靠前的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排名靠后的省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呈现东西条块分割特点明显，这阻碍了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健全还体现在不同行业就业回报差异方面。《2017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6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7569元，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平均工资最高（122478元），金融业次之（117418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96638元），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83863元）则分别位居第三、第四位。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47577元），住宿和餐饮业（43382元），农、林、牧、渔业（33612元）则为排名后三位。2016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7569元，比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高出24736元。外商投资企业岗位工资差距最大，岗位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32；其次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最高与最低之比为3.45；第三是国有企业，最高与最低之比是2.91。私营企业和其他内资企业岗位平均工资差距最小，最高与最低之比分别为2.27和2.29。
（二）就业质量整体不高
就业质量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释义。宏观层面包括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对话机制、劳动关系等，中观层面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就业服务等，微观层面则包括劳动收入、工作时间、人职匹配、就业满意度等。无论是基于宏观数据的实践分析，还是来自微观测算的经验证据，众多研究一致表明我国当前就业质量整体不高。[18]来自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的新近研究也再次证实了上述结论，如基于麦可思公司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和德尔菲法就业指数构建法测算的就业质量研究结果显示，2010—201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处在66%～68%，就业质量总体水平偏低。[19]经济发展新阶段影响我国高质量就业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年新进入劳动力规模较大，但由于科技进步、机器替代人工等会使短期内就业形势严峻；二是高质量就业岗位（通常判断标准为工资高、福利好、工作环境宜人、晋升空间大，能兼顾家庭与生活等，即通俗意义上的“好工作”）供给有限；三是就业歧视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阻碍了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动；四是就业极化现象在重点就业群体中的体现更为明显；五是高质量就业尚未完全带来全体人民收入的同步提高。
三、劳动力市场稳定性更加复杂
（一）科技进步增加就业风险
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高效地整合了分散化的闲置资源，更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异质化需求，以此形成的经济活动称为共享经济。共享经济因重构体验、重构价值、重构连接，产生新经济、新业态、新趋势、新文化，为产业升级、创业促进、就业扩大提供了新动力。然而，科技进步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网络平台型劳动关系使得传统劳动关系治理工具或手段变得低效或失效，就业市场中大量的常规操作型岗位被替代，即机器替代人工，这使得不稳定就业的风险增大（如技术性失业等）。新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换人”对典型地区、特定人群替代趋势更为明显。如2015年深圳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一款名为AGV的搬运机器人，每年能给使用者节省12600元的人力成本，但却让3名搬运工、1名运输车司机失去原有岗位。曾被誉为世界毛织之都的东莞大朗镇，随着数控织机等大批智能生产装备的普及，近9成工人被机器替代了。[20]需要指出的是，机器替代人工并非中国独有。如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约有1100万个秘书职位被互联网服务所取代；同一时期，电话接线员减少64%，旅游代理减少46%，会计减少26%。欧洲则有三分之二的中产阶级职位成为技术的牺牲品。[21]
（二）贸易争端增加就业市场不稳定性
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贸易变为常态。国际贸易或FDI输入的理念、技术、资本、人才等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就业形态，与此同时，也强化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得国内劳动力市场伴随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和多变性而充满不稳定性。以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例，中美贸易战实质上是一场“就业战”，特朗普政府和我国（以及其他国家）争夺的是优质就业岗位（即好工作）。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恢复美国制造业辉煌的口号，其根本旨在增加美国就业岗位，使“美国再次强大”，希冀通过提高关税或其他贸易制裁从中国抢回失去的就业岗位。有专家测算表明[22]，美国对我国实施的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制裁可能涉及国内350万个就业岗位，按现行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计算，将会使我国的失业率上升1.5～2个百分点。以中美同时设置30%关税和非关税混合贸易战的情形测算，中国就业将会下降3.093%。实际上，无论具体数值为多少，都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贸易争端，尤其是单边贸易战，无疑增加了涉事国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就业市场压力
新时期，我国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战略部署即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激发经济增长潜能。伴随“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和炼油等新旧产能转换将会陆续释放2700万人，短期内，化解过剩产能势必会给典型地区、重点人群带来失业、转岗问题，对劳动力市场构成新的考验。尽管城市制造业就业对服务业就业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制造业布局，培养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产业，能够在未来拓展就业空间，为失业、转岗人员提供新的工作机会。[23]但新产业新就业大多需要劳动者具备更高水平知识和技能，对求职者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都有更严格要求，对劳动力供给质量也要求更高。而化解过剩产能所涉及企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岗人员素质通常滞后于新岗位需求，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就业毁灭与就业创造过程中对就业市场形成的冲击，最终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复衡，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会给失业人员和转岗人员带来就业压力，使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并持续更长时间，继而显著提升了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2025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工时结构分析:工时不足与过度并存下的就业质量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