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后，书报检查制度并没有实质性的弱化。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12月通过了在国家出版局监督下允许私营出版社和合作出版社开业的法令，各种私人出版社和合作出版社纷纷成立。但是，法令同时对出版社成立的批准和登记、书稿的审查、签发出版许可证以及有关法律责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成立出版社需得到国家出版局或者地方相应机关的批准，并报告国家出版总局核定。同时，由于放松控制，各种政治思潮开始活跃，这引起俄共（布）的警觉，遂加强了书报检查。1922年6月，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成立，接手国家出版局的书报检查职能。同年12月，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发布《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及其地方机关的权力和职责》，规定“‘不准出版不得公布的信息（国家机密）、明显具有敌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性质的文章’，‘在基本问题上（舆论、宗教、经济、民族问题、艺术领域等等）敌视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作品、低俗的报刊、色情作品、不良广告等等；要删除文章中‘败坏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威望的最尖端的地方（事实、数字、评论）’；‘在出现明显的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停止一些出版物的出版、削减发行量、查封出版社，‘把负责领导人提交法庭或送交地方国家政治保卫局’”[48]。于是，书报检查的范围几乎扩大到了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一个系统的书报检查制度最终形成了。
二、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极左思想的批判
如果说书报检查制度的设立主要是针对“敌我矛盾”、“敌对思想”的话，那么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则属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出现的一个激烈反对俄共（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派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早在十月革命前就作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教育组织存在了，不受俄共（布）领导。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虽然成立了全国性的教育协调机构——国家教育人民委员会，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依旧独立地开展活动。对于二者的关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设立国家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做了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思想领导和物质帮助下实行自治的文化机构，在思想上与俄共（布）不发生抵触，在具体文化工作领域独立运作、自我管理。[49]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迅速发展壮大。“1918年全俄国共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47个，到1920年初就发展到了300个。参加该协会的人数最多时达到40万—50万人，加上举办的各种训练班和讲座，即参加该协会外围活动的，共达80万之众；该协会在其最兴旺的1919年，出版杂志甚至达23种之多。”[50]
然而，在俄共（布）加强对整个社会控制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独立性注定是不能持久的。1918年7月，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管理全国教育的中央权力机构——教育人民委员部，代替了教育人民委员会。起初，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依旧按照自治原则，几乎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平行地展开活动。1919年1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组织大纲》中还进一步明确了它的地位：“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创作的阶级组织，正如工人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一样。”[51]然而，随着教育人民委员部全俄地方机构网络的形成以及俄共（布）加强对文化领域的领导，教育人民委员部试图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控制在自己手中，二者关系开始紧张并在1920年底全面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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