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革命前和革命后初期，俄共（布）曾主张教育自治，试图在文化教育领域实行分权制，以示同旧国家机器的死板的官僚主义集权制划清界限。因此，十月革命初成立的教育人民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管理教学和教育机构的中央权力机关”，主要职责是在国家全民的范围里组织资源，以便在物质上、思想上和道义上对市政的和私人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对劳动阶层的教育机构提供支援。[57]然而，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规模的扩大，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战斗，因而只有把整个思想文化事业的领导集中到一个中心，才能确保在全国贯彻统一的文化教育方针，才能较好地实现社会动员。教育人民委员部应运而生。根据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教育人民委员部于1918年7月正式成立。与国家教育委员会不同的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是一个教育机构的中央权力机关。它在教育方面的任务是，领导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机构、争取原有教师队伍支持革命。不久，国家教育委员会被撤销。
在俄共（布）和国家教育机关的领导下，苏俄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工作。
第一，打破了剥削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使学校向工农阶级敞开大门。1917年11月颁布的《告居民书》规定，苏维埃政权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政策基础，首先是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文化知识，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劳动人民没有文化和无知的状态。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后先后公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和关于建立《统一劳动学校》的法令，要求建立对所有劳动人民开放的统一的苏维埃学校，取消旧学校中阶层等级的限制。在普通教育方面，1918年8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公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条例的法令》，取消了过去一切有关高校招生的限制，并且做出了工农子女有优先入学的权利的规定，而且为他们入学提供物质保证。[58]不仅如此，苏维埃政权还剥离了教会对学校的影响，把普通学校从教会统治下解放出来。1918年1月，苏维埃政府下令取缔官僚的学校管理机构，各地中小学由工农代表苏维埃领导。后来，根据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命令，宣布信仰自由，禁止在学校内讲授宗教科目和举行宗教仪式，教会不能干涉学校事务。
第二，确立义务教育制度，未满16岁的儿童无论男女均免费接受普通义务教育。从1919年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开始，到恢复时期末期建立研究生制度为止，苏俄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新的高等教育体制。鉴于苏俄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列宁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将实行职业综合技术教育的学龄从17岁降低至15岁。建立学前教育机构，开办幼儿园、学前儿童之家、学龄儿童之家和儿童夏令营等。另外，俄共（布）和苏维埃国家还颁布了规定保护和发展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政策与法令，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少数民族学校。
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盲工作。为了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列宁于1919年12月签署了关于扫除文盲的相关法令。它规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凡年满8岁至50岁的居民都有识字的义务，可以享有选择学俄罗斯语或本族语的权利。[59]它吹响了全俄扫盲工作的号角。此后，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俄有文化的居民及包括妇女工作部门、工会、共青团、农村工作部门等基层组织积极参加扫盲运动。1920年7月，教育人民委员部专门成立了全俄扫除文盲委员会。
四、对待知识分子问题
在大力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才的同时，如何对待旧知识分子也是俄共（布）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议题。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急需方方面面的专家，而工农文化水平不高，苏俄政权需要起用旧社会的专家。因此，如何对待旧知识分子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十月革命前以及革命胜利后的短暂时间内，俄共（布）曾经对旧知识分子基本上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从事的劳动也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因此，知识分子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列宁认为，那些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依附于一个阶级，他们就等于零”。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广义的根本利益”[60]。知识分子的态度和行动也似乎印证了俄共（布）的上述判断。不仅资产阶级派别的理论主张与布尔什维克党有很大差距，社会主义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反对暴力革命，而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知识分子只是少数。十月革命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批评俄共（布）的内外政策，甚至反对苏维埃的一切决定。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后，一些知识分子甚至站到了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
然而，落后的国情让俄共（布）很快认识到，国家管理和经济生产离不开旧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着各种技能的知识分子。因此，俄共（布）改变了全面否定知识分子的政策。列宁从1918年开始便不断强调利用旧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俄共（布）并不是对所有知识分子都转变了态度，它所起用的旧知识分子主要是那些拥有各种实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专家，特别是经济和生产领域内不可或缺的专门人才。对于采取怠工活动和破坏政权活动的旧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党依旧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武力镇压。即便对于专门人才，俄共（布）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部分知识分子当中，有少数人在十月革命后立即站到革命一边，“懂得十月革命给祖国的命运带来了何等进步的转变，因而接受革命，并且提供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但是，多数人“一下子弄不清楚发生的事件，采取中立和观望的态度，宣称自己不参与政治。很多人仍旧在企业和机关里工作，却不大相信工农能够治理好国家”[61]。俄共（布）对于支持革命的知识分子自然欢迎，对于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则谨慎“利用”。但总的说来，俄共（布）的政策是刚柔并济。一方面，强调旧专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并且还注重改善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待遇，增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好感。[62]另一方面，依旧把他们看成是需要改造的对象。“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专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他们没有见过另外的环境，也不能想象另外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是在他们非常真诚和忠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他们觉察不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63]因此，旧知识分子始终属于被改造甚至被镇压的对象，必须在无产阶级的管理和监督下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应该要尽可能快地被工农出身的专家取代。1919年12月，在全俄罗斯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最短期间培养工农出身的各方面专家，“以便代替旧的专家”[64]。
苏俄时期俄共（布）在文化领域的探索是奠基性的，对苏联文化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苏俄时期的文化制度并不完备，但是，俄共（布）已经牢牢掌握了文化的领导权，为文化更为集中化的管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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