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明，自然涉及文化。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不同的学科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二者没有多少区别，基本上是被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而在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则有明显差别，并在理解上歧义较大。一般说来，文化与自然相对应，而文明则与野蛮相对应。既然与野蛮相对应，那么，文明就有了“进步”的内涵，或者说，文明就意味着进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社会进步史。尽管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曲折和复杂的，但总的趋势是趋向进步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类的文明具有累积的特点。每一代人都在继承前代人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因而后代人所创造的文明往往高于前代人的水平。在人类历史中，文明就是借助人们的不断创造而向前推进的，进而形成不同以往的新的文明形态。承认人类文明的累积性特点，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肯定文明与社会发展在总的方向上是进步的。文明的发展状况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就是从进步的观点来看待文明及其发展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就体现着文明与愚昧落后的区别，或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的区别。如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与亚细亚社会尤其是印度社会的比较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文中，马克思一方面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英国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另一方面又通过印度社会的分析深刻阐明了关于文明的立场。在马克思看来，印度社会尽管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但它毫无现代文明可言，因为它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从远古时候起就建立起的印度村社制度，既是一个没有任何分化的“独立的组织”，又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结构，同时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机体，因而总体上具有“半野蛮半文明”的性质。“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5]这种停滞不前、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往往会产生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因此，马克思指出：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6]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根本不可能谈及文明，因为它与进步无缘。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谈论文明、进步时，又总是和人的生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是马克思审视文明、进步的一大特点。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进步是一致的。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分析，绝不意味着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对印度社会予以贬低和丑化，而是旨在用唯物史观对印度社会做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以提示其发展的途径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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