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始，几千年以天下中央自居的中国遭受了空前的屈辱。欧洲各国迅速富强起来以后，对地大物博的中国一直垂涎三尺，一直想掠夺中国的黄金白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都曾在中国东南沿海猖獗一时。但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击，这些国家的侵略者最后都不得不偃旗息鼓，这表明那时欧洲列强与中国较量仍没有绝对优势。在欧洲各国中，英国后来居上，从1770年到1815年，是英国垄断鸦片贸易和纺织业“独霸世界的时期”。可是，由于中国人勤劳且拥有丰富物产，故英国单纯依靠其纺织品的低廉价格，改变不了它对华贸易的入超局面，满足不了它蓄意劫掠金银财富的野心。于是，英国对中国大规模地扩大鸦片贸易，即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并以悍济贪，用武力作为推销鸦片的后盾。鸦片战争就是这样被英国侵略者一手制造出来的[7]。
鸦片战争打响以后，中国人进行过英勇的抗击，并曾取得过小胜，但最终因为武器先进程度的悬殊和清政府的极度腐败而以失败告终。鸦片战争失败的直接后果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缔结。这些条约是1842年8月的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10月的中英《虎门条约》，1844年7月的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的中法《黄埔条约》等，它们像重重枷锁系在中国人的脖子上[8]。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仅是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贸易方面的失败，还导致了多数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丧失。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丧失较为集中地体现为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的否弃和对西方文化的崇仰。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陈独秀认为，中西民族特性有三大根本差异：第一，西方民族崇尚斗争，而中华民族崇尚妥协。“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中国民众“退缩苟安，铸为民性，腾笑万国。”“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意志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第二，西方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中华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方民族“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中国则始终保持着宗法社会的特点，它“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第三，西方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中华民族以伦理为本位。西方国家从社会到家庭、夫妇、父子之间的一切政治、经济的生活与交往，无不以法律为准绳。中国相反，一切都用伦理的假面具掩盖起来，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虚文炫世，其害滋多”。陈独秀痛斥民族“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社会“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断定“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悟之途者”，唯“欧化之输入”。[9]
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概括为拥戴“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他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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