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韬影响力的扩散
在中国官员和知识精英群体内广有影响的广学会，1895年以《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为题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征文，王韬获邀任评委主任。当他1884年获得朝廷宽恕回到上海，昔日默默无闻狼狈外逃的秀才，此时已闻名于京、沪官员与士绅群体。
早在1879年春，更加接近权力中心的郑观应撰写《易言》，求序于王韬。后者此时的社会地位，得益于报刊言论传播。较之此后的舆论家，王韬的读者规模尚小，因此甚至被认为是所谓边缘人士。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始，一般将梁启超作为报人脱离低下地位之始。报人们似乎也更愿意将自己行业的现代创始人追溯到《时务报》群体。不能不说这低估了王韬的实际影响。
首先，王韬的言论对知识精英影响不可谓小，虽没有深入全国，却多扩散于精英圈，即使是“影响力仅及于维新人士”[30]，对实际政治却不能不发挥相当影响（这种影响经常是间接的）。尽管与权力中枢的距离，王韬比不上此后《时务报》等精英报人群体，但本土报人自身地位的建构却需追溯到此。事实上，他是中国第一个凭借办报而获得社会尊重的本土人士。
王韬对报人“权力”的塑造有所预期，而非懵然不知，他将《泰晤士报》在英国的地位夸张为“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31]，认为西方报馆的主笔为“绝伦超群者”，并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主笔与宰臣闭门密议决定国家大事的场景，固然属于美好想象，不过当将这种情景付诸笔端、刊于报端，则别有一番期待之意。可以说王韬以实际行动参与了早期报人形象的再造，并努力将之传播向社会。这种形象来自西方特别是主要来自英国，自有微妙的社会心理基础：两次鸦片战争打败中国的英国，当然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佳对象，也更容易与“先进”“文明”联系起来。除了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知识精英也常以《泰晤士报》为例，描述和传播报馆、报人的重要价值、地位。
其次，内地更加主流报刊的转载，使王韬的言论得以后续传播，不断扩散，进入官员、士绅视野。目前已知，仅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就转载了近百篇。[32]对中国政治精英影响最大的《万国公报》，也多次转载《循环日报》。这一后续传播在《循环日报》创办不久的19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如《日本改读西字书（选循环日报）》[33]《开矿议（选香港循环日报）》[34]《训兵要论（选香港循环日报）》[35]《论官宜与民相亲（选录香港循环日报）》[36]《论中国应速造铁路（录香港循环日报）》[37]等。此外在外交问题、人才改革等方面也多有文章被转载。[38]《循环日报》的言论（很多为王韬撰写），以及其中的政见，传播范围远在香港之外。
据《循环日报》公布，该报在中国各地和海外拥有众多代理人，其中包括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广州、佛山，以及澳门、厦门、福州等，而海外的日本（京都、横滨、长崎、神户）及安南、新加坡、旧金山、新金山、雪梨埠（悉尼）、庇鲁埠等地，则由招商局等代理。沿海地区和早期对西方开放的城市，颇有阅读人群基础，而早期中文报刊极度缺乏，知夷情、洋务等获取新知的需求却与日俱增，因此《循环日报》的实际读者规模应比想象中大不少。此前，19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珍》，虽维持不到数年，理雅各在1856年第5号（停刊号）中不无自豪地说：“自刊行以来，将及三载，每月刊刷三千本，远行各省，故上自督抚，以及文武员弁，下递工商士庶，靡不乐于披览。”[39]此言虽可存疑，不过可见香港报刊的影响力较早已经过各种方式进入内地。经过自身传播和主流报刊的转载、扩散，王韬已不再可能默默无闻，在精英人群中颇具文名，地位非昔日一个译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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