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本土报人，王韬之所以特别突出，除了开创之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有一套较为全面的新闻观念，而非仅仅投身实践。诸如新闻时效、报纸功能等，王韬均有自己的理解。西方报刊的考察和此前香港的中西文报刊，给了他很多示范。《循环日报》从一开始就在形态、功能上，更为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新闻纸。
不过在王韬的头脑里，报刊最重要的功能却是“上书”给统治者，他所希望的是政治意见抵达当权者，得到认可或采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言论与体制内的清议有颇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改由体制外一个势小言微的民间人士发出。出人意料的是，凭借报刊表达的传播与放大，以及香港言论控制宽松所激发的勇气，王韬的言论日渐得到重视，不少意见收到“上书”之效。
这种报人角色的呈现，首先源自王韬政治参与的热情和长期无以输送的困苦，通过自己掌握的渠道，将其大力抒发。《循环日报》的出版周期和每天一篇言论的频率，让王韬多年以来对中国政治、社会、外交问题的观察和意见，不仅得以公开表达，并且通过报纸网络和内地报刊转载等后续传播方式，进入官方视野。这无疑极大地纾解了王韬此前政治参与上的欠缺感。《循环日报》约八百余篇政论的惊人数量，可见报人胸中块垒之巨。
办报者王韬，不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秀才，还是一名朝廷通缉的“犯人”。太平天国覆灭后他一直致力于否认、洗刷自己的罪名，通过报刊“上书”，以积极、建设的姿态为朝廷出谋划策，显然也有助于这一目标。
王韬的一生，不能不说存在一个“清白”情结。一方面，因“上书”太平军遭朝廷通缉，此后他一直否认此事，按照他的说法，流亡香港只是所谓“奉母避乱，侦贼遭谗”[16]；另一方面，长期与西方人士合作却诋毁基督教，人们注意到，他将给理雅各等人信件所称的“牧师”，在出版时改写为“君”，并对自己受洗之事绝口不提。为了矫正行动与思想上的“背叛”感，王韬不断寻找正当理由或给予“再造”，而这种“清白”的诉说对象，当然是正统朝廷。通过报刊虽可不断获取新的社会影响，但王韬更在乎将之转化为正统血脉，通过“上书”的姿态和发出各种“建言”，不失为一种方法。《循环日报》刊发的兴办铁路、造船、纺织，以及裁撤冗吏，改革用人制度等文，无不带有为君分忧的“区区微忱之心”[17]。如此姿态，是办报之初的真实心理。
儒家思想之于王韬本并不弱，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为自己无子嗣感到悲哀，觉得自己有失孝道。[18]虽然长期被排除于体制之外，正统价值观长期遭到压抑，却一直存在。生活在远离朝廷的香港，外人统治和大量西方文化的对接，反倒激发了这种意识，正如晚些时候大量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激发民族主义。此前，香港的《抒刺报》以及《香港船头货价纸》，在一定程度上扮演香港当局中文版“官报”角色，当局公布的“宪示”经常见于该报。[19]在殖民地问题、英法联军出兵中国等直接关系英国利益问题上，上述报刊完全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比较之下，王韬的言论则突出中国立场，对西方舆论的批判和反击，成为他办报的一大诉求。
王韬内心的正统意识，可从报纸体例略见一二。“京报全录”或“京报选录”被置于报纸首栏，各栏目次序格局也与创办者的“尊王”“忠君”不无呼应。在“京报选录”之后，紧接着安排“羊城新闻”，再之后才是包括香港及内地地区和世界各地的新闻。这一排列顺序，“大体反映的正是由朝廷到地方的次序”，“羊城”和香港之间，先“羊城”后香港，同样“代表清政府执政的广东地方当局的意蕴”[20]。这种版面语言与构想，大体符合中央到地方的正统格局。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ca722航班回国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