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人治下的香港给了办报较大空间，不过王韬身在南国，心在北方。自称“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闽，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21]。骨子里挥之不去的乃是士大夫意识，所谓“忠君爱国之念，未尝一刻忘也”。通过报刊的“上书”，虽形式新颖，却与中国古代士儒的传统一脉相承。[22]
如果说这种情结与内地人士有所不同，那就是自殖民地治下更为突出的“本土”意识。香港作为战败割地的产物，不可能不刺激王韬的家国情怀。他办报宣称的“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23]，言语间流露明显的中外之别和民族情绪。即使大量接触基督教思想，他仍坚持用儒家的思维“化解”基督教世界。直到19世纪80年代，他将一批从未刊登过的文章结为《弢园文录外编》出版，王韬在第一篇《原道》中比附说，“耶稣教则近乎儒者也，天主教则近乎佛教者也”[24]。
意见闻达上听，王韬的报刊诉求非清谈自矜，而带有强烈的自强要求，希望官方能够采其建言。在他看来，承载富强之道，是西方报刊兴起风行的原因所在。“日报之行于泰西诸国”，在于新闻纸“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所谓“凡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25]。
就危机意识而言，他无疑属于当时最为清醒的观察者之一。《循环日报》第二号论说“富强要策”，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上下沟通和中外沟通。新式报纸在王韬看来，本质上是一种富强之术：可以开风气、通洋务，并使新的见识不限于洋务派官员与士人，而是传播于社会。该报将改善政治的首要问题，归因为上下相隔和民情不达：“夫国之大患，莫若民情奎于上闻”[26]，因此自强首先应该解决这个问题。[27]
立足于体制之外，王韬的自强路径却仍是传统精英式的，如他所撰《重民》，一个“重”字可观其主体在君的施与放，强调的仍是治民、用民，可谓典型的传统儒家民本思想。正因如此，采用报刊式“上书”，尽管提出了君民共治，但意见和建议最后却仍以被采纳为目标。虽然看到民众话语的兴起，王韬却轻视其力量。虽承认“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蠭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却坚持认为中西政治治理的区别在于：“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28]因此王韬办报并没有启动或将民众作为最大后援，其议论虽常为官方注意，却没有完成更大的舆论生成机制，更多的是个人议论通过报刊的表达和放大。就《循环日报》发行规模和内容旨趣来说，也无法与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地联为一体。
通过报刊获得话语权，王韬所主要兴奋者，是这一渠道可将意见抵达上层，并以此获得影响。
与体制内精英相比，王韬的报刊“上书”，优势或底气何在？答案在于后者对西方文化、政治的熟悉，并将之发挥于诸多改革思路之中。此时的中国，西方已渐成全面效仿对象，包括洋务派官员在内，并非只知技术而对其背后的制度驱动毫无体察，只是由于官僚阶层整体的危机感此时尚小，保守势力仍拥有较大话语权，缺乏足够的政改土壤。[29]
远在香港的王韬则顾忌较少，他体察技术之变而后“道”必将改变：“无其器则无其道，器变则道无不变”，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的机会而非威胁。欧洲之旅（1867—1869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的欧洲考察行动之一，王韬可谓当时少见的对西学和西方世界均有深刻体悟之人，具有罕见的世界视野，被同时代的日本思想家中正直称为“中国最早具有国际观感的文人”，他的报刊言论可谓卓有见识。对此他曾不无自得地说：“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昔日为西方人工作的自愧、自卑至此变成一种自得，成为他“上书”言论的政治资本，而他在香港强调中国利益的姿态，对《循环日报》的政论进入官方视野，也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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