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参见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约翰·波科克谈如何研究政治思想史》，《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波科克参考奥斯丁的语言哲学理论，认为言语行动的作用之一发生于他人的意识中。甲的话一旦为乙听见，便构成乙头脑中的“输入”，乙很难将之抹掉。此外，阿伦特也将“言谈”视为“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在言谈中人们阐释和展现了自己。
[14] 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31页。
[15] 该报做了详细报道，发文指出建储的实质是对光绪的无形废立变为有形废立，梁启超同时对经元善的举动给予高度评价。
[16] 这次士民绅商的抗议活动事件也得益于近代电信技术的发展，“各地可以同时致电反对废立，迅速有效地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声势，显示了舆论的力量”。（吴敏超：《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17] 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扬与秋瑾案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8] 如粤汉铁路风潮中，《申报》有如下描述：“筑路势在必行，如有抗议即以阻挠论罪”等。（《粤汉铁路风潮始末情形述略》，《申报》，1906年7月13日）
[19] 《国风报》，1910年第1卷第27期。
[20] 例如对官方对国会请愿运动的弹压，宋教仁在《民立报》如此质问：“立宪国臣民非有请愿之一法乎？”（《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民立报》，1911年7月9日，见《宋教仁集》，第254页）
[21] 《西顾报》，第41号，转引自隗瀛涛等主编：《四川近代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504页。
[22] 《西顾报》，第41号，转引自隗瀛涛等主编：《四川近代史》，第504页。
[23] 创刊于1911年6月26日，开始定位为日刊，后改为双日刊。
[24]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号，1911年6月28日。
[25] 何一民：《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报刊》，《四川文物》，1991年第4期。
[26] 郭绍敏：《清季十年的国家创建和社会运动》，《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2期。
[27] 参见马小泉：《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朱英：《“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8]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9页。
[29] 高慕轲：《辛亥革命之消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1559页。
[30]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全集》，第2805～2806页。
[31]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43页。
[32]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梁启超全集》，第480页。
[33] 倾向革命思想的知识精英更注重面向底层的宣传和启蒙，较为著名的如林白水办《中国白话报》、吴樾办《直隶白话报》、安徽革命党人办《安徽白话报》等；对改良派报人来说，从“广民智”到塑造“新民”，在需被“改造”的国民群体里，理论上当然也包括乡村农民。此外他们试图在地方咨议局、地方自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将农民和乡村社会作为一种稳定的传统力量，借以对抗激进的革命运动。
[34]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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