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有认为完全采用白话出版的报刊达140余种。（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35～160页）另外尚有其他数据，如170种。（参见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3～538页）
[36] “清末的阅报讲报活动具有较为规范的组织形式，多有固定的场所，并分为陈列各类报刊供阅读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的阅报所（社、处）和配备专职或兼职讲解人员，以朝佣夕趁、不通文墨者为对象，侧重讲解报章的讲报处（所）。”（李斯颐：《清季末叶的阅报讲报活动》，《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37] 《论政府拟设检报局》，《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期。
[38] 也有演说、戏剧、小册子，但与定期出版物比较，难以成为体系。
[39] 传统中国家庭之外的集体空间主要包括祭拜的宗祠和交易集市等，更多的是个人、家庭和家族生活的交流。比较之下，西方的教堂因有着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的理念，具有相当的现代公共空间色彩。托克维尔发现，直到法国革命前，法国农村教区在选举市政官员和讨论某公共事务时，村里的钟声可召集农民到教堂前。（参见〔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0页）
[40] 这种舆论“呼声起于城市，回声也起于城市。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所在的农村社会则漠漠然而且懵懵然，犹如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356～357页）
[41] HarrisonH.NewspapersandnationalisminruralChina1890— & Present，2000 （166）：181-204.
[42] 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第1646～1647页。
[43] 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23页。
[44]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356～358页。
[45]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第193～194页。
[46] 钱穆：《国史大纲》（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2页。
[47] 〔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5页。
[48] “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参见〔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77页）
[49] 文件称“大多数外国人很难设想公众舆论当今在法国发挥的权威，他们很难理解这股甚至对国王宫廷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然而事实毕竟如此”。（参见〔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09页）
[50] 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18～219页。
[51]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1904年2月14日。
[52]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90页。
[53] 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35页。
[54] 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156页。
[55] 转引自赖泽涵：《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变迁》，《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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