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民政治文化萌芽
以政治社会学[63]视角，传媒与政治社会化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在现代政治之中，传媒开始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64]主要包括传播政治知识、影响人们政治观念和态度、培养人民的政治技能和政治素质等。报人在晚清公众的政治取向和行为再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利用报刊参与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其中充满不满和怨恨。
对政治过程与传播有敏锐洞悉的鲁恂·W.派伊[65]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主观部分”。在这种观念下，政治系统由互动行为和互动角色组成。如果说，公众舆论是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观点[66]，政治文化则是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态度、价值观和政治取向，阿尔蒙德所谓政治体系的心理维面：“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67]后者形成于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更加稳定和持久。政治文化与公众舆论关系密切，常常纠缠一起，互相影响。报人建构带有不满和抗争色彩的舆论，在晚清政治文化转型中，不断注入异质元素。
历史一再显示，政治文化经常领先于政治结构，对后者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政治权威的下降与传统政治生活的失序、行动的失灵，导致社会公众对旧有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68]激进的革命鼓吹自不必说，改良派报人的启蒙，客观上也推动传统臣民文化的瓦解。公民政治文化虽没有塑成，但国民、公民在报刊上的使用日渐频繁，显示了一种新政治文化的萌芽。早在1898年，保国会在《保国会章程》已使用国民一词：“国权日削，国民日围”，流露了异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气质。“国民”和“公民”此后常被使用，在报刊传播下日益流行，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公民”的权利、抗争意识，传统政治文化颇受冲击。对此清末遗老胡思敬曾有生动记载：“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张）裂稿抵地，大骂。”[69]由此可见，“公民”之说已进入官方高层文件，社会风潮，可见一斑。
公民取向的新政治文化，重要特征之一正是政治参与。[70]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使用“公民”指代国民，大力鼓吹政治参与的意义。他认为生于一国之中，只要年龄达标，“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71]。在回顾了西方争取权利、自由历史后，梁氏认为中国其实没有平等、阶级和宗教等问题，“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是参政问题和民族建国问题。[72]现代报刊的媒介特征之一，正在于它“要求受众作深度参与，这种参与是公共的而不是隐私的”[73]。报刊推动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为新的政治文化所推动，报人成为其中重要的动员者。
晚清政治文化的再造与报刊鼓吹如此密切，因此过程急切、仓促，不过在一个全面转向崇拜“新”的社会里，效果却很惊人，大有摧枯拉朽之势。此时旧政治文化中的核心要义如君臣之纲已受到强烈冲击。当然，传统臣民政治文化背后的社会心理没有失去土壤，只是暂时潜入社会风潮之下，整个政治文化的更新，需待民国之后。
（二）报刊如何激发不满？
报人对政治参与大为鼓吹，民众却难以得到满足，这催生一种相对剥夺感，结果激发包括改良派在内的不满和怨恨。无论是革命还是立宪派导入的新概念和话题，时髦而“先进”。民族主义、共和主义、民权革命、平等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生计革命、平均地权、平均人权、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这些新话语的大量涌现，形成为日渐浩大的新信息流，它们传播、连接、辐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孕育着全国的政治气候”[74]。但新政治理念所描述的“理想”蓝图，与实际差距颇大，难以在短期达成，更多激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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