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书籍，大众传媒具有浓重的当下意识，“提供读者社会文化变动的临场感，让其认同与社会现实紧密连结”[75]；报刊讯息的即时，让读者渴望从这里读到的不是复古、返古的真理，而是与时而变、时时更新的当代思潮。读者通过关注当下更多展开的是共时性比较，而非传统心理的今昔对比。舆论中心上海，各种媒体充斥着中西对比、中日对比，这种内容取向实际上捕捉了清末政治变动中的诸多矛盾，激发现实的不满和民众怨恨。
社会变迁导致个人生活方式变化，常激发孤独、不安甚至怨恨心理。除了强烈的当下追问，报刊将社会中的“不满”放大，集体行为的发生，往往“重要的并不是真实而是认知”。“怨恨”可以为信念再造和夸大。在很多时候，“某一人群虽然受到剥削却由于种种原因不会因此而产生很强的被剥夺感或被压迫感，而他们被剥夺感或被压迫感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受到一些本身并没有直接受到压迫的知识分子灌输一种政治理念所致”[76]。李普曼注意到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77]。后者不再是社会真实，却被误以为真，并让人民对此做出实际反应。经过散布、放大和夸张，晚清报刊塑造了一个全社会不满、反叛行为得以同情的氛围，马克思所谓“革命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想象。
当人们把目光投向怨恨的主体，应注意到，中下层通往上层的流动渠道大量丧失所导致的“新兴知识人在社会变动中积聚起来的怨恨”[78]。此时的报人群体对动**中的国家、社会高度敏感，危机感深重。他们处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疏离于体制之外，无疑成为怨恨主体之一。作为民间新公共媒介，报馆既是失落知识人的栖身之地，也是他们发泄不满的主要渠道，这必然传染和鼓噪着其他人群。
（三）革命与“怨恨”
舍克称：“革命往往是由怨恨培育出来的”，特纳则认为“集体行为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79]。结构性怨恨被认为是所有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的几个决定因素之一。一个集体行为之所以发生，重要的经常不是真实，而是“认知”。
辛亥革命迅速获得成功，清政权的突然崩盘和多米诺骨牌式倒戈，更多应从社会心理给予解释。此时改革派知识精英已转为支持或同情、默许革命。怨恨情绪在社会各阶层蔓延，为政治改革的失效、滞后所推动。新政推出后引发诸多矛盾，立宪政治却以皇族内阁的面貌推出，更是令本已不满的立宪派精英大为愤怒，国会请愿运动没能使这种不满得到补偿，加之铁路收归国有等行动伤害地方绅商的切实利益，让这个政权成为众矢之的。
远离政治中心的乡村，怨恨情绪没有城市明显，但另有不满。与城市相比，它更多来自于生活的体察和生存困境，比如农产品和手工业在世界贸易体系下遭到破坏，洋人通过教堂、进口商品“压迫”农村等，而朝廷对此难以作为，后者害怕洋人甚至帮助洋人，这些都构成了乡村世界里的不满。此外，科举废除后儒家大传统的衰落在乡村造成了巨大的失落感，农民对西学和新学堂表面上无奈接受，却心存不满。由于社会重心转向城市，乡村生活不仅各种成本加大（如教育），也导致作为沟通和利益维护角色的优质乡绅流失（进城）和劣绅的兴起。当然，乡村的不满虽有自己的土壤，如果没有外部原因的激发，很可能会与千百年相似，处于隐忍状态。然而知识精英的宣传或城市反抗运动的辐射，让乡村的不满得以浮出水面。这里与报刊上那些西学、革命、立宪虽有相当距离，报刊批判内容和新的思想武器不为乡村熟悉，却也腐蚀着官方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乡村世界的不满可以通过自身思想资源加以释放，比如同情革命，很多却视其为“反清复明”，但承认这是一种“义举”，而非乱臣贼子。
启动政改的清政府激发了社会期待，却无法满足，体制之外报刊于是成为社会意见的发泄口，新政虽在大方向上与辛亥革命目标一致，不过“对于这种改革的怨恨，却成了同一目标的更大变革的起点”[80]。此时的怨恨比专制之下更为严重。正如杨度在光绪三十三年致信梁启超所抱怨的，“排满革命”已“几为无理由之宗教”。民意此时已经完全不站在政府一边，当革命到来，人们或助推或袖手旁观，默认其倒下。孙中山曾称革命必先革心，他总结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辛亥年满清之所以亡，是亡于他们失去了这个根本”[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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