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黄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9]这是王韬第一次进入上海，所见西方人带来的新气象，这个大都市因后者的到来大异于苏州。他似乎只能用“异”和“峥嵘”这样的词来冷眼旁观，陌生而隔离的外来者，此时还是一个地道的儒家士人。
不过，随后对西学的接触，却一开始就直抵“根本”。王韬首先接触的是《圣经》，这一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当然他并不喜欢宗教色彩的工作，墨海书局开始时纯属谋生，年轻的秀才为此感到不安。为了寻求心理平衡，王韬喜欢将“西圣”与东方儒家圣人结合，充满儒家味道的翻译在1890年的传教大会上遭到一些人批评，不过他的勤奋和才华还是得到了西人认可。无论是否喜欢，王韬对西学耳濡目染：除了花费6年时间研究翻译《圣经》，墨海书局的工作则长达13年。作为结果，他对洋人和他们的西方文化有了深入体察。
一般认为，王韬加入了基督教，不过主要迫于生计而非信仰，毕竟这对他工作的稳定和收入颇有影响，他对西方宗教并无多少好感。在个人书信和日记中，王韬对基督教的反感甚至诋毁多有体现。此外，王韬并不在乎甚至回避宗教翻译上的成就，虽然他参与翻译的《圣经》此后成为经典[10]，多年流传。他更喜欢示人的，倒是自己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作为所谓“秉笔华士”，王韬与他的中外伙伴们如李善兰、韦烈亚力等人在超过十年的翻译中，向中国输入了开创性的力学、光学、天文学等书籍。和那个时代所有怀有忧患意识的传统士人一样，王韬对西方技器抱有兴趣，尤其上海的印刷机器给他很大震撼。墨海书馆的活字板机器印书，是这位日后著名报人初次接触新式出版，那给了他深刻的第一印象：“余特往访之，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这种震撼在逗留欧洲的一年里得到加深，影响了他此后的报人生涯。
1860年至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50年，其中发生的诸多事件，可以视为清王朝试图挽救其衰亡命运的最后努力。三个重要的历史思潮或运动成为其中的主要脉络，即洋务运动（1860—1895年）、维新运动（1895—1898年）和立宪运动（1905—1911年）。[11]那是一段新旧思想杂陈、中西文化碰撞的岁月，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动**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东方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12]。中国精英阶层对此虽然反应不一，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大体上都继承了基本的道德目标和儒学传统的抱负。他们从‘西学’所接受的东西，仅仅是给实现这些道德目标和传统抱负提供了新的技术和体制上的方法而已”[13]。与宗教、文化的抵触不同，西方器物得到普遍重视，这首先从接触西方世界的部分官员与士人开始。后者忧患意识明显，逐渐意识到对手已非华夷之辨下的落后蛮族，这一点与顽固的保守派有着根本分野。李鸿章所谓数千年之变局的观察，显示洋务派的眼光亦非短浅。在一定意义上，他们认为西方的到来也给予中国新的机会，因为后者更加看重的是开放的商业，所诉求的是试图将中国纳入新的世界体系，从而获得巨大收益。尽管这一体系对中国而言，不无突然和强迫。但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人均提出商战或商业竞争的观念，认为向西方学习和以此为契机振兴国家，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ca722航班回国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