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之下，非官员身份的洋务派幕僚和口岸知识分子，走得更远一点，他们对西方模仿学习和改革的倡议日趋全面，而非限于经济与技术。比如，关于统治者与民众的沟通问题，已开始涉及政治制度。郑观应、冯桂芬等人从西方与中国传统汲取资源，分别提出了开始办报馆、“复陈诗”等改革建议，只是器物之外的改革创想此时无法得到官方重视，甚至很难进入高层视野。直到19世纪90年代，冯桂芬著名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才得到真正重视。官方改革意识总体上滞后，当权者的危机感似乎每一次都需要血淋淋的现实方可激发。
早期报刊活动规模虽小，不过得以开展起来，其中很大的正当性来自洋务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延展：报刊可以开风气、习新知以及襄助国家反击西方舆论。对王韬来说，之所以能在此领域走向实践，而非郑观应等人的纸上构想，除了民间身份和流亡香港的新空间，很大原因在于他对西方（包括新式报刊）理解的加深。
19世纪50年代，王韬对西方人士持负面评价，日后成行欧洲，则惊叹地改为“人知逊让，心多意诚”。给理雅各送行的一篇文章里，他赞美其“谦冲和蔼之气浸**大宅间”，“爱育人才，培养士类”[14]。经过十几年的接触和欧洲见闻，王韬已对器物之外更加全面的“西方”给予认可，他的工作令其有机会加快学习步伐，而王韬感兴趣的两个重要事物就是议会和报馆，共同点都关涉如何克服传统政治中的上下沟通和参与。
早在墨海书局期间，王韬已参与伟列亚力承办的《六合丛谈》编辑工作，可谓最早接触西方在华办报的一批人。只是此时的他仍陷于谋生的泥沼之中，对办报并无多少兴趣，只是其中一个小配角。《六合丛谈》影响有限，不大可能激发他对报刊“能量”的了解。不过1857年出版的这份刊物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中文报刊之一，更重要的是较之传统传教士宗教刊物，《六合丛谈》“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初具新闻杂志面貌。王韬第一次与新式报刊的接触只有一年多，他对报纸的真正兴趣则在远遁香港之后，更激发于欧洲之行。由于翻译《诗经》《春秋左氏传》《易经》《礼记》在内的中国十三经，王韬被认为是一名博学的学者，甚至成为西人眼中学贯中西的“华夏第一学者”，这促成了他的一次欧洲之旅。1867年12月15日至1870年3月，长达两年多的欧洲生活，让王韬眼界大开，此行不仅包括参观电报局、议院、大英博物馆，还到牛津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旅行回来，他从此开始自己的报人生涯。
欧洲日报的发达和报刊社会影响力给他留下很深影响，游历英、法等国，王韬的观感是，这里的报人不仅地位高，并且可以参与甚至左右政治，即“得持清议”，可以“于朝纲国政颇得参加微权”，国家政治精英在重大问题上需参考报人意见，“宰臣与主笔之士闭门密议而后定”，这与他此前在国内的印象大不一样。同样重要的是，这符合传统儒家政治理想，报刊在王韬看来之所以有此能力，在于它可代表民意，而官方不能“拂于民情”[15]。
这当然有王韬想象的一面，不过彼时欧洲新闻业较之中国大为发达，加之市民社会的存在和新兴资产阶层启蒙批判意识崛起，确已形成了一种舆论力量，左右政局的能力自非萌芽阶段的中国新闻业能比。这给王韬巨大启发，欧洲回来后的他已成为一个西方的全面学习者，并自办报纸。这种选择，除了有望实现政治意见的抒发，也由王韬当时的文化、社会资源能力所决定。事实上，当他1870年从欧洲回港，几乎无事可做，而此前恰好已参与其他报纸，对印刷、内容有更多了解，加之他参与出版的《普法战纪》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均激发他投身出版的意愿。他选择的不是更加传统的书籍出版，而是瞄准更加新颖的新闻纸，他将其命名为：《循环日报》。
西学的了解和翻译工作，令王韬虽不闻名于国内，在西人控制下的香港却颇得声望。这可以让他在整合资源方面有所发挥，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能力已经初备。此时经济物质实力也有所积累，特别是1873年初组建了一个印刷出版机构——中华印务总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循环日报》可视为此机构的产物，此时王韬既是报纸主持者，也是中华印务总局的合伙人，这是昔日的狼狈逃亡者所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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