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的国家主义
当《清议报》出版到一百册，梁启超解释这张报纸的追求：“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1]对他而言，解决民智、民气，皆为解决国家问题，这一点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得更加清楚：“故善谋国者，必自养国民之气，开国民之智始。”[2]
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思想起伏不定，但一个重要转变是“国家主义”的导入，德国人伯伦知理对他影响颇大，后者在习得伯氏国家理论后，认为这代表20世纪思想潮流，而此前倾心卢梭的“人民主义”则属于过去的19世纪。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多次提到国家主义，并借主人公黄克强之口说，他曾经喜爱的卢梭等学理在现代的欧洲，“已算是过去陈言了”。
1901年10月，《清议报》第94、95册所载《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可视为梁对伯伦知理学说的首次深入响应。经过对卢梭的汲取和改造，梁启超显示了新的思想转向。关于这次变化的解释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他从美洲返回之后的突变，有人则认为从“群”到国家主义，梁启超的集团主义倾向由来已久。不争的事实却是1903年10月之后，梁启超国家主义者面貌日益突出，他反对将人民权力无限放大或陷入无政府主义。此前的美洲旅行之中，梁对中华会馆数十处议事模式的考察，印象相当悲观，他将之称为“寡人专制政体”或者“暴民专制政体”[3]。
作为一名公法学者和“现代国家”概念的提出者，伯伦知理思想核心为“国家”相当自然，不过让梁启超获得更多共鸣的却是伯氏关于“国家有机体”的比喻。所谓“国家有机体”，如同人体灵魂和躯体的联系[4]，对梁启超来说，魅力还在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儒家思想系统不仅具备“有机论”，在追求国家富强方面，经世致用的诉求与德国人的国家理论也相当契合。在走出传统“文化中国”，打通列文森（）所说的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之路上，梁启超得伯伦知理助力非小。
辛亥之前的梁启超，思想多变，这一点自有“流质善变”性格与人生经历之因。国家主义得以激发后，却成为梁氏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根脉，影响其诸多观念和实践行动，甚至包括学术。例如梁氏所谓新史学，要求立国家为主体而抛弃帝王将相，这样方可激励爱国心。此前的传统史学在他看来，并不利于中国立足于现代世界。
“国家主义”之于梁启超，可见其深刻的危机感。事实上，梁是严复之外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热烈的宣传者。他在1897—1903年间连续发表有关文章25篇以上，日后盛传的口号和命题，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等，实际出自梁氏，而为严复《天演论》所无。这些思想或观念传播的平台就是梁启超在日本所办报刊。如《清议报》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提出“优胜劣败”，《新民丛报》的《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一文提出“适者生存”。[5]由于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混合，梁启超有意无意中重新解读了伯伦知理理论。[6]在他这里，国民应以爱国为第一义务，强调权利“当其初得之之始，必其曾尽特别之义务”[7]，或“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8]，国家对个人恩同父母，因此甚至可以牺牲人民利益。伯伦知理著作中的人权等思想却并未加以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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