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合丛谈》开始，关涉时局和变法的讨论已在西人主办的报刊出现。1870年，《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连续发表了赫德的《局外旁观》、威妥玛的《新议论略》，均讨论了中国变法问题。[68]《万国公报》更是成为公认的维新改革启蒙报刊。对于出版更多非宗教内容的趋势，即使从宗教本身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即李提摩太所言：“政治与真正的宗教就是无法分开的。”[69]他反对用神圣和世俗的区别划分上帝创下的人类事务，担任天津《时报》主笔时他一年内写了两百多篇社论，很多涉及时政，后来部分编辑成《时事新论》一书于1895年通过上海广学会出版。
不过，就讨论的公共性、日常性以及影响而言，报刊舆论力量和批评监督角色的呈现主要来自《申报》，正是这份报纸让中国人初步意识到包括官方决策在内的一切问题，皆可以用公开的方式进行社会讨论，而非昔日传统政治下的单向下达或命令。
《申报》的公共舆论能力，首先奠定在内容的广泛性和读者的大众化之上，这让它拥有了史无前例的读者群和介入日常公众生活的能力。《申报》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传统中国旧报刊区别，强调自己的“新”，重要体现就是内容的宽泛和民间化。在回顾自身历史的一篇文章中，该报描述说，“中国昔年只有邸抄（邸报），并无报纸”，“只涉朝政，不涉细事（民间的事情）”[70]。正是这些民间细事，让《申报》迅速拥有大众读者群，令报纸出版后在市民中反应热烈。此前的《上海新报》（1861年）、《六合丛谈》（1857年）等诞生虽早，但范围却限于少数知识精英。《申报》则从1872年创刊时的销量600份，迅速猛增到3年后的6000份（日销），数年后的1877年达近万份。[71]此外，该报于1876年创办白话文《民报》副刊，以半个铜板的低廉价格使读者人群抵达底层工匠和手工业者，因此说这张报纸走进上海周边的千家万户并不夸张。该报1887年刊发了一篇自信的宣传文章《论本报之销路》，描述了自己如何为大众喜爱。文章称：“余尝闻之售报人言，皆谓阅报之人市肆最多”，而诸店调查为何喜欢阅读《申报》的答案是，“《申报》文理不求高深，担欲浅显，令个人一阅而即知之。购一《申报》，全店传观，多则数十人，少则十数人，能识字即能阅读。既可多知事务，又可学演文墨”[72]。
与此同时，《申报》将报道范围拓展至国家政治层面，从一开始即宣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73]。值得注意的是，1879年后所谓“清流”崛起于中国官场，无意中给了《申报》更多机会，后者得以设置和引发众多热门“议政”话题，并因此“形成体制内言路和体制外言路的交汇，使大批学士、大夫关注《申报》并成为其读者群”[74]。到了1890年前后，很多上海士绅已养成了按日买阅《申报》的习惯。从国家大事、世界时局到天气、物价，《申报》全面“培养”读者对自己的依赖，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传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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