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历史过程既是中国知识精英对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催生了新的政治动员。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维新运动前后，中国报刊“政治化”面貌加剧，主要特色就是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工具，而非社会信息交流平台。借助报刊论政，将办报作为投身政治活动的起点，从维新运动始几乎成为知识精英必经之路。[7]甲午后“由于政治改革运动的带动，报纸杂志数量激增”[8]。报人们此时所从事的既非古代“邸报”，也不是日后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业，而是一种“政治性出版”，拥有所谓基于印刷而派生出的新权力（thePowerofPrint）[9]，如康梁等人通过报刊成功集合言论对抗清廷。此后报人逐步有了言论独立、监督政府等现代报刊理念，政治态度难以与官方保持一致，而更多地持批判姿态，日益彰显疏离与反抗的气质，从而超越传统士大夫的“清议”式批评，后者本质上仍是君臣利益一体的建言方式。[10]在中国政治秩序寻找新的正当性过程中，“清议的淡出历史标志着儒学意识形态的退出舞台，而舆论背后的政治正当性有着一个从公理到公意到民意的变迁过程，客观性逐步消解，民意成为政治权利可以操作的对象”[11]。这种“清议”向体制外报刊舆论的转移，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从政治抗争角度看，中国“由道德支撑的以德行休养对抗政治权势的抗议传统，没有办法透入中国古典政治社会之中，只能作为醇化社会风气和校正政治秩序的理想观念而存在。文人没有办法下落为具体法将社会抗议上升为系统的政治理论，也无法下落为具体的政治行动”[12]。但是，走出体制的报人与政府不再有昔日强烈的一体感和恩主之情，这一点随着政治日益衰败而增强。通过开掘、汲取民意等传统思想资源，更重要的是利用海外和租界空间以及舶来的各种西方政治思想[13]（包括出版、言论自由），报人群体得以率先突破“清议”，走向“抗议”。当这批知识精英从传统士人转向“报刊舆论”构建者，言论的主要特征就转为不满和抗议，并在戊戌变法后彰显，也为历史当事人所体察，如梁启超所谓“政治上的对抗力”，就涉及了政治抗议及其社会功用。[14]
在另一方面，1903—1905年开始的新政，是清朝“堪称最认真的一次西方式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却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本来就已经陷入腐败和失效的行政网络，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后的疯狂”[15]。新政的展开使得国家与社会各阶层冲突加大[16]，激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展开。与西方社会运动不同，晚清社会抗争特点之一就是报刊言论抗议先行或受其激发。尤其在开始阶段，有着清议和公论想象的报刊言论成了为数不多具有合法面貌的抗议手法，这对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形成了相当的示范和感染，激发和配合着其他政治抗争行动，共同塑造了一种不满和怨恨的新政治文化，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促进了革命的到来。应该说，晚清之所以出现“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呈现离心的倾向”[17]，与报刊舆论大有关系，对此严复、陶湘、黄兴、端方等各界精英均有近距离的观察和体认（见后文），从上述视角对晚清政治特别是革命加以考察、分析，也是本书主旨之一。
二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新闻工作者和所有的群众政治家一样，“有一项共同的命运：缺乏固定的社会分类”[18]。本文认为晚清报人[19]是一种流动而非固化的阶层，因此以“群体”来指认和描述更加合适。他们仍带有传统士人气质，也非此后的职业报人、机构化现代媒体人。不过他们已开始意识到使用报刊来达成诉求，进而从无意到自觉利用报刊参与政治、构建舆论，影响政府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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