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旨在从政治参与及其影响来考察报人，因此在承认这一群体多元、形象多义的历史现实上，需对此笼统而模糊的身份加以研究上的界定，本文更多的是从现代报刊的媒体公共属性和媒体人的社会角色来界定。所指涉的报人主要是那些参与新兴政论或严肃商业报刊[20]，通过报刊言论、报道介入社会生活，进行舆论建构和政治参与的人士。从构成上看，本文所描述的报人主要包括具有传统功名的学绅[21]、口岸知识分子及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人[22]，他们不在正式官场任职，也不是后世传播机构的职业媒体人。作为一群新旧思想杂糅的报刊参与者，他们可视为传统士人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对报刊媒介的借用。这种“借用”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报刊对他们而言，主要是一种手段，其工具价值根据政局和自身的生活经历、思想演变而变化，并因之不时选择进入和退出这一领域，因此本文称之为“流动的群体”。
这一群体在维新变法、甲午战争、立宪运动前后均显示了明显的身份或思想转变。早期低级功名士人参与办报，除了谋生目的，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西方传教士在华报刊的模仿，有借助这一手段达成上下沟通、促进自强的诉求，与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颇有勾连，但此时报人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有限。甲午之后，更接近政府上层的高功名士人投身其中，“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报纸显然是一种新型报刊的开端，即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报刊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端”[23]。精英人物的加入塑造了一种更为权威和高尚的报人形象，令这一身份逐步去污名化，出现了所谓的政治家报人或精英报人和精英报刊（elitepress）[24]，其政治参与和诉求更加明显。和传统具备科举功名的精英相比，走出书斋的他们向“大众型精英”转变，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一种整合大量个人意志、“依靠人民的精英”[25]，影响力大为提升，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新型“意见领袖”，拥有超越传统的、可资动员的“受众”资源。
此后，更多精英将报刊作为政治参与平台，他们借助租界、海外空间以及宪政、报律的合法框架，在传统体制外发育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构造出晚清新的公共空间，由此形成超越传统清议的批判性言论，彰显一种难以驾驭的体制外力量。本文所描述的作为分析语言的“抗议”，即是指这种游离于体制外的对官方持续表达不满的言论，主要围绕对当局政治改革、各级官员活动以及公共政策和公共事件展开。不过，这种“抗议”虽显露政治抗争的色彩，但仍多在法律框架之内，此后随着晚清政治改革的挫折日趋激烈甚至最后倒向革命舆论。而对革命派报人而言，报刊几乎从开始就是革命的鼓动之物。
通过新闻纸公开表达不同政见和反对，可上溯到传教士导入新式报刊上的政治批评，规模化展开则是戊戌变法前后特别是新政之后，立宪政治的开启为舆论批判提供了新的合法框架。[26]1900年后的新政、科举废除和立宪运动等诸多政治改革，令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西方观念在报人的思想世界里得以强化，他们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言论和报刊批评所拥有的力量，开始更加主动、积极地构建一种对抗官方的力量，以表达不满和利益诉求，试图展开政治博弈，施加压力推动政治变革。不幸结果令人失望，更多改革派人士在辛亥革命前转向激进，成为革命的宣传者或同情者。[27]与此同时，部分报人逐步固化在报刊阵地内，走向准职业化（如汪康年、黄远生）。总体而言，在此时期，多数人将报刊视为一种工具而存在，以配合政治理想的表达和实际行动。但他们为此后民国更加独立和职业的报人，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三
本书结构上分为两部分，一至六章为较宏观的围绕报人和近代舆论的思想史研究，七至十章为典型报人的个案研究，其中主要脉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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