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时间顺序，梳理考察近代报人兴起与转型的动因，身份、社会地位的变迁，以及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报刊这一新式媒体有着怎样的理解。
以体制内“清议”转向报刊舆论为脉络，分析报人如何依托舆论“生产”新的权力，进行社会动员，及其对晚清政治的影响；“抗议”如何依托报刊言论获得合法空间，如何影响塑造了一种“不满”的政治文化。作为结果，这种政治上的反对和抗争如何促进了革命的到来。
以几位重要报人为个案研究对象，考察他们的个人生活与思想变化经历，分析报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参与及其与社会的互动。
[1] “权力”基本上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95页）媒介权力的主要表现为影响力，包括对当局的监督批评，动用舆论的压力，以及对民众的动员和“培养”，设置社会议题，影响公众对社会环境的判断等。
[2] 〔美〕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他注意到，“公众舆论”这个词在法国革命前的几十年里才出现。
[3]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9～340页。
[4] 塔尔德认为，群众是“基本上靠实在的接触而产生的多种心理联系的集合”，而公众则是精神的扭结，“他们之间的纽带在于同步的信念或热情，在于和许多人共享同样的思想或意愿”。公众形成必需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报纸，19世纪是公众的时代。（参见〔法〕塔尔德著，〔美〕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38页）
[5] 〔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8页。
[6] 《宪政浅说》，《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061页。
[7] “事实上，从晚清以来，旧中国报纸著名与否不在新闻报道多寡，而在政论倾向和水平，这一点和西方国家报业发展起来以后的特点不同，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政局长期动**不宁。”（参见李斯颐未刊书稿）
[8] 张灏援引布里滕（）的统计，1895年中国报刊共有15家。1895—1898年三年间，数目增加到60家（张灏的统计是64家），1913年是487家。（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5～139页）
[9] ：，1996.
[10] 清议是一种由士人议论构成的言论场，强调的是言论的合道德性，不限于政治但政治议论是其重要部分。在通常使用中，“清议更指非居权利中枢的士人干预朝廷政治的言论形式”，某一地域主持清议者，往往是遭贬黜或致仕、家居的著名官员，主持清议甚至是被视为“正人”的官员卸任居乡的一种政治义务。（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清议”批评》，《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
[11] 唐小兵：《清议，舆论与宣传——清末民初的报人与社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2] 任剑涛：《从社会抗议、社会理论到社会批判——社会思想的三种类型及其递进关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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