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此时“民权”为核心的自我权利观念开始在中国兴起。1900—1911年，权利一词成为最常用的政治文化词汇。“不仅涵盖了西方rights的法律和个人普遍价值两方面的意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利’的了解最接近西方rights的原意的时期，对权利观念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已接近一种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14] “苟一国而无强健实在之对抗力以行乎政治之间，则虽有宪法而不为用”，梁氏认为有了“不肯服从强者之指命”的政治上的对抗力，“国有失政，不必流血而可以得救济之道”。此外，“凡国民无政治上之对抗力，或不能明对抗力之作用者，其国必多革命”。（《政治上的对抗力》，《梁启超全集》，第2595～2597页）
[15] 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46～1647页。
[16] “国家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社会各阶层也通过反对和抗议性的行动与统治阶层讨价还价。”（'stworhythms：，1996，38（03）：586-600）
[17]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18] 〔德〕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政治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8页。
[19] 一般并不包括报业中的基本体力工作者和不具备主创能力的普通劳动者。例如，有定义为“以办报为生活，以报业作为主要事业舞台，并对报业具有独立创建与贡献的人物”。
[20] 严肃或高级报纸的称谓，源自19世纪末《纽约时报》等为区别煽情“黄色新闻”而开创的一种传统。本文的使用则主要用以区别晚清的各种娱乐“小报”。
[21] 所谓学绅，“既不属于统治阶层，也不属于被统治阶级，他们属于一个中间集团，他们并未加入正式的官府，但却享受很大的威望、特权和统治阶级权利——这一事实将他们作为精英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瞿同祖著，范忠信、宴锋译：《清代的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2页）
[22] 支持或在幕后试图操控报刊的官员，如张之洞、熊希龄等人，以及政府主办各类官报的人员，笔者不将其作为本文研究范畴，与民间和商业报纸相比，一则他们的主要岗位仍是官方职务，且较为固定；二则官报的政府立场十分明确，可视为政府内部传播体系的延续，甚至有些就是对抗民间报刊的产物，从根本上缺失真正的媒体公共属性，相对独立的立场和构建公共舆论也无从谈起。
[23]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28页。
[24]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35页。
[25] 〔意〕帕累托著，刘北成译：《精英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页。帕累托认为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代替的政治现象。“人类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则衰落了。”（第14页）他认为革命可视为新精英出现的表现。经典的精英循环可以精英—精英流动，以及社会底层群众—精英流动。从晚清精英报人构成看，最初主要仍来自传统知识精英。
[26]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主义者更重视的是政体，即国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梁启超把宪政（立宪）看作政体问题，更关心的是权力制衡与政府管理的秩序化，因为只有宪法下的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以有序的空间。（参见林来梵、褚宸舸：《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
[27] 甚至如《中国日报》开始也没有“革命排满”，而是提倡开风气，“破中国人之拘泥旧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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