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教士的报刊诉求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1]。西方报纸和传教士相似，紧随西方对华政治上的成功出现于中国，这种强势姿态裹挟着工业时代的技术威力，披着先进文明的外衣。而在早期接触西方的中国人眼里，无论是坚船利炮还是西人主办的报刊，都可谓一种陌生的“洋务”。与上帝、民主、议会等西方思想相比，物化的西方器物，却有着更多魅力和导入空间。
作为具体而生动的个体，西方传教士戴着魔鬼与天使两种面具登上中国近代史舞台，他们既带来了现代医学、地理、化学、天文等近代科学，也担任过军事翻译、向导兼参谋（如郭士立[2]），提出过领事裁判权（马礼逊[3]）。对来华的传教士而言，传播宗教毫无疑问是首要诉求，经过与中国人的短暂接触，他们发现需要引入更加有效的传播方式，辅以科学技术的光环和实际利益，才能有效地吸引、说服中国人，近代报刊正是其重要手段。
令人瞠目结舌的南北方言成为传教士们选择报刊的主要动因，因为外来者发现，他们的宗教布施之旅难以突破众多方言瓶颈，只有书面汉语才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沟通工具。此外，他们还敏锐地洞察到，此间能够阅读的人群多为士绅，后者据有这个国家实际的影响力和控制能力，因此用书面文字影响精英人群进而影响大众是个相当不错的传播策略。为此传教士们做了多种尝试，例如，广学会曾将1200份《万国公报》分送给杭州、南京、济南和北京的科举试场（一般为考试时场外赠送），该组织在1888—1900年共赠送各类书、刊304121册。[4]事实上，这一工作还把书籍和他们出版的新式报刊进行捆绑。广学会通常把翻译的文字首先在报刊连载，然后出版书籍，通过书、刊互相促进，大收其效。传教士们出版的报刊一开始也为中国书籍模样，不过和书籍相比，报刊定期、快速的出版频率和产品的轻便，显然更加有利于携带和分发。即便从经济效益上考量也是如此，毕竟“当时的印刷机非常昂贵，只能用来印刷报纸，而印刷书籍或者小册子只是额外的工作”[5]。
后世一般将英国人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称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刊，此时虽然其封面比附儒家传统，写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但尚是一份宗教刊物。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出版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却很快突破了宗教范围，科学、文化的内容比例超过宗教，开始设有新闻、言论专栏，其中的新闻或译自外报或选录自京报，这份中国本土的第一份中文外报和传统邸报相比，一开始就具备了近代报刊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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