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此前中国的邸报运作于一个封闭的政治系统内，其文件传达性质的内容，带有明显的权力强制色彩，内容可视为一种告知、命令而非意见和讨论。此外中国古代“报刊”以从上至下的单向传播为主。如果以传媒形态、种类和流通渠道畅通与否作为区分标准，有学者形象地提出，中国古代的信息传播和报刊存在状态形成的是一种“丁”字形结构，主体是由历朝繁多的各类官方文报及其发达的传递体系结构而成。中国古代信息传播呈金字塔型的垂直式而不是公民社会那样水平式的流向。[6]在此信息流动体系中，民间小报获取信息，只能通过政府专门机构，报房依靠编印发行官方信息才能生存；近代新式报刊的出现，则很大程度上因社会公开交流信息而致，为西方启蒙运动与商业文化结合的产物，已具备现代报纸特点，如面向不特定公众的定期出版、社会信息横向交流、较为平等的反馈机制等。早期报刊研究者戈公振已认识到新式报刊的核心特征是“为公众刊行物”，“乃写与多数不定之人”[7]，并由此归结出近代报刊的首要特点——“公告性”，可谓切中肯綮。应该说中国近代新式报刊并非传统古代“报刊”发展而来。戈氏所谓“中国现代报刊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8]，或梁启超所称“通商以后，西国之报章形式，始入中国”[9]，以及《东方杂志》描述的“自通商互市以来各海口始设有报馆”[10]，均为历史实际。鸦片战争之前，新式报刊的出版者基本为西人特别是传教士，外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报刊有17种，而中文报刊只有6种，且只有3种办在了中国境内。[11]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败，中国人对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夷，虽并没有转变为正面评价，开放租界、允许传教多为无奈之举，但西方人的胜利和他们使用的各种器物，已经让中国各界人士的好奇与畏惧大为增加。中国人的务实理性传统之中，从来不乏学习心理，洋务运动和国人主办的报刊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并非偶然。这种学习隐含了一种事实，即西方开始以一种“先进”的面貌被描述，虽然此时这种“先进”还没有动摇中国精英的文化信心，而更多地停留在器物层面。
（二）印刷技术：“先进”形象的基础力量
鸦片战争之后的来华西方人士，之所以不同于16—17世纪同样带来宗教和西方文化的外来者，在于此番宗教之外还伴有大量陌生“技器”，此时的西方已是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一个“先进”西方。印刷机作为外来陌生技器之一种，与那些先进却因战争而遭人讨厌的坚船利炮相比，无疑是个平和之物。中国自身的古典印刷、出版传统和对书面文字的偏爱，也使它更容易被欣赏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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