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身份集团
报人群体的诞生，可视为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一种路径。这一角色的形成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演进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也涉及传统公共精神的早期转型，这段历史发生在危机四伏的历史背景之下。近代报人通过报刊公开表达的言论，已日益褪去传统清谈或劝谏面貌，而更像波科克意义上的“政治论说”，即“在一定的历史情景中，通过一些在他的历史条件下可获得的交流手段进行演说、写作等活动（并发表其作品）”[25]。
将报人“身份”置于近代中国社会裂变之下，不难发现这一新身份的出现，有切实的社会“需求”。传统社会简单的政治共同体对政治体制并无多少要求，而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和社会力量的大量释放，则需依赖更加先进的政治体系加以整合与维系，这对政治运转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既有传统政治的自我调整，更需建立新的制度或引入整合性社会力量。按照亨廷顿的界定，“社会力量就是民族、宗教、地域或社会身份的集团”，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上各种社会力量猛增并多样化，除亲缘、种族以及宗教集团之外，又出现了职业、阶级和技能集团”[26]。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报人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新兴群体。
晚清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走向瓦解，大众社会虽未来临，但人们逐步从国家和传统家族生活中释放出来，分散为诸多团体、个体。这是启蒙所致的个人意识开启，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共同现象，因为“社会的结构分化是现代社会演化的重要标志，亦是现代性社会实在的基本结构，它表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27]。大众媒体在此转变之中开始成为社会整合的新容器。社会的崛起令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浮出水面，不同于传统士人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出现，以科举为制度手段、以儒家义理的接受为前提的传统精英生成机制已经式微和瓦解，传统士人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在实际生活中，国家治理的衰败，亦导致传统知识指导社会的功用持续衰减，特别是科举制度的瓦解，儒家精英文化的社会化、制度化基础逐步丧失，从此，传统精英文化分散、变异为体制外的多元意识形态，呈现竞争之势，不得不致力于寻找各种新的制度化路径。新兴报刊作为一种开放性很强的新场域，进入其中既是为数不多的现实选择，也可视为知识人在“社会”崛起后试图重新获取新影响力的努力。直到民国大学兴起之前，报界一直是新知识精英重要的栖身之地。
此时的报人，借助西方现代政治和报刊思想，事实上构建着自己的新精英身份，并借此致力于国家救亡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总体而言，媒体精英（详见第三章）作为一种现代大众型精英，与古典的世袭、身份精英比较，其生成方式以及与政府、民众的互动均大异其趣。当然，报人作为新的“报馆大人”出现，乃是一个阶段性历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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